有的北洋軍人，還直率地談論辛亥革命的意義。舉例來說，喜歡以“三造共和”自我標榜的段祺瑞，1925年2月1日在善后會議上發(fā)表的宣言中，就曾大談“辛亥革命之意義”。他說：“辛亥一役，易帝制為民主，閱時未及半載，而清帝遜位，民國政府成立，南北統(tǒng)一，并世史家，至稱之為無血之革命，何其幸也。國人誠一注意當時經(jīng)過之事實，可得極精確之意義如下：辛亥革命之成功，完全基于民意，絕非決勝于武力。”他還分析，十多年來之所以混戰(zhàn)不已，不是因為辛亥革命期間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有問題，而是因為正式憲法未能確立：“垂十三年非爭則亂者，不能謂為《約法》不良之佐證。蓋國憲未定，革命因之而延長也。”言下之意，民國建立十多年以來的戰(zhàn)亂紛爭，均屬延長的革命。以他的身份而言，這“延長”的革命，應該不僅僅是孫中山一派的事業(yè)，因為他肯定不會說自己所干的是反革命。因此，這一演講無異于說，北洋軍閥的重要人物段祺瑞認為，自己從辛亥以來所干的，都是革命事業(yè)。

　　民國時代的軍閥是革命者，這不僅是相關(guān)軍人的自我標榜，也符合革命派的觀感。陳獨秀在1923年發(fā)表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寫了如下一段話：

　　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國，建設(shè)統(tǒng)一的政制，建設(shè)統(tǒng)一文字，這是革命的，至于焚書坑儒壓迫言論，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贊成辛亥革命反對洪憲帝制討伐張勛復辟時，本是革命的人物，后來組織賣國機關(guān)（安福俱樂部）討伐西南護法軍，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盗阂慌扇嗽谖煨缱冋r代是屬革命性質(zhì)的，辛亥革命以后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動。趙恒惕在參與辛亥革命及討伐洪憲時，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據(jù)湖南慘殺黃龐時，便是反革命的軍閥了。陳炯明在辛亥革命時代，在漳州時代，在討伐陸榮廷、莫榮新時代，都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后來阻撓北伐軍，驅(qū)逐孫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了。胡適之先生說陳對孫是革命行動，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陳炯明舉兵逐孫不但未曾宣告孫中山反叛民主主義之罪惡及他自己有較孫更合乎民主主義之主張，而且逐孫后，做出許多殘民媚外的行為，完全證明他是一個反革命的軍閥。吳佩孚在奉袁世凱命討伐護國軍時，在奉段祺瑞命討伐護法軍時，本是一個反革命者，但是他討伐段祺瑞、安福部、張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動；因為段祺瑞、張作霖、安福部、交通系這班賣國的反動派失去政權(quán)，是給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派能夠得著政治上發(fā)展的機會。

　　按這位老革命的看法，段祺瑞、趙恒惕、陳炯明、吳佩孚這些軍閥中響當當?shù)娜宋铮荚谀硞€時期是革命者。

　　吳佩孚是革命者，還不僅僅是陳獨秀一人的觀感。據(jù)陶菊隱記載，1920年，他就被武漢的學生當面高呼為“革命將軍”。

　　至于馮玉祥，則喜歡自我標榜為“革命將軍”，雖然他曾被人稱為“反革命將軍”。

　　1930年，國民黨指責桂系、馮玉祥、唐生智、張發(fā)奎等“新軍閥”，“不惜犧牲一切國家利益與民眾之利益及個人以往革命之歷史，而稱兵構(gòu)亂”。這無異于說，在國民黨的認知里，這些軍閥是有過革命歷史的。如眾所知，這個時候，國民黨也被貼上了“軍閥”的標簽，國民黨與各實力派之間的戰(zhàn)爭被稱為“國民黨軍閥混戰(zhàn)”。

　　這是很有意思的，它提醒我們，軍閥與革命的問題，確實值得重新審視。在此，筆者只想提醒新革命史的學者們，可以考慮將北洋史納入新革命史的視野之中。因為國民黨雖被貼過軍閥標簽，在“傳統(tǒng)革命史”那里是反革命者、被革命者，但李金錚卻說，國民黨的歷史在“新革命史”的范疇之內(nèi)。準此以談，民國時期被貼過軍閥標簽的其他人物，雖然在“傳統(tǒng)革命史”那里完全是反革命者、被革命者，其歷史似乎也可視為“新革命史”的一部分。

　　三、清室與革命

　　進一步說，清室也是革命者。這一觀點，在“傳統(tǒng)革命史”那里，是不可思議的。在外憂內(nèi)患的沖擊下，清室的反應是“師夷長技”，但其“自強”之夢在甲午一役中被擊碎；光緒帝有意革新，但戊戌年的變法才開了個頭就被無情鎮(zhèn)壓；進入20世紀之后，雖重啟新政，甚至打出“預備仿行憲政”的旗號，但缺乏誠意，敷衍塞責，終至人心離散，遭遇失國之痛。這是傳統(tǒng)革命史對清室的基本認知。這種認知有其合理之處，但誤會也很大。讓我們從梁啟超《釋革》一文的一段議論入手：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為是蓋放巢流彘、懸首太白、系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云者，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于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則中國數(shù)千年來，革者不啻百數(shù)十姓。而問兩漢群治有以異于秦，六朝群治有以異于漢，三唐群治有以異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異于唐，本朝群治有以異于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謂之數(shù)十盜賊之爭奪，不能謂之一國國民之變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數(shù)千年來，各國王統(tǒng)變易者以百數(shù)，而史家未嘗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

　　商滅夏之后，將夏桀流放于南巢，是為“放巢”；西周國人暴動，將厲王流放于彘地，是為“流彘”；周滅商后，將紂王梟首，懸掛在太白旗上，是為“懸首太白”；“組”是系印的絲帶，“系組”是指帝王將組系在脖子上，表示降伏。劉邦至霸上，秦王子嬰投降時素車白馬，“系頸以組”，“系組東門”當出典于此。梁啟超說，朝貴忌諱“革”，流俗駭于“革”，仁人君子憂心于“革”，是因為大家認為“革”乃是歷史上發(fā)生的“放巢流彘”、“懸首太白”、“系組東門”一類故事。其實，這些改朝換代的舊事，都不能稱為“革”，充其量，只是盜賊相爭。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革命之事，乃“一變其群治之情狀”，“幡然有以異于昔日”。借用今天的話說，國家層面的革命，是指在國家治理模式上有根本性變革，而非改朝換代。秦漢以來雖朝代頻繁更易，但歷代群治之情狀沒有發(fā)生根本性變革，因此，不能稱為革命。這也就是他在文章開頭所說的“即以政治論，則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謂之Revo.者，亦有屢經(jīng)易姓而仍不得謂之Revo.者”。在政治領(lǐng)域，朝代更替不等于革命，沒有朝代更替卻可能發(fā)生了深刻的革命，這一見解是有意思的。

　　梁啟超在這里說，本朝群治無以異于宋明，可知在其心中，清室也不是革命者。這不僅僅從以清代明這一點來說是這樣，就是世紀之交的“新政”也是這樣。在梁啟超看來，當時的很多舉措（如科舉方面），都只是“補苴掇拾一二小節(jié)”之舉，不是根本性的，因此也不是革命。

　　不過，梁啟超此文作于1902年。到那時為止，清廷的各種措施，確實看不出能在國家制度方面帶來根本性的變革。但是，在此文發(fā)表之后數(shù)年，清廷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舉措。

　　如眾所知，清廷在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要回答的關(guān)鍵問題，就是中國是否可以改行憲政?？疾鞖w來之后，大臣們都建議推行憲政改革，清廷遂于1906年9月1日頒發(fā)諭旨，“仿行憲政”。當時制定的方案，是從官制改革入手。

　　在改革內(nèi)官制的階段，負責起草官制的官員們認識到，憲政的關(guān)鍵，是實行分權(quán)制衡，但考慮到議會一時難于成立，因此先從行政和司法分權(quán)入手。將以前的三法司之一的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門負責司法審判事宜，將刑部改為法部，專門負責司法行政事宜。用這種辦法，將司法行政和司法審判分開，以實現(xiàn)司法獨立。在行政系統(tǒng)內(nèi)部，則擬成立責任內(nèi)閣，以總理大臣和協(xié)理大臣為首，各部大臣均為政務大臣。立法系統(tǒng)方面雖然不是改革的重點，但也擬設(shè)立資政院，以防止大臣專權(quán)。由于反對聲音很大，這次改革未能確立責任內(nèi)閣制度，與之匹配的資政院也成為廢案，但大理院成立了起來，刑部也改為法部了，可以說朝著司法獨立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