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就是要有知識、聰明有智慧，學會“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

　　“仁”，“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之博愛”“博愛云者，為公愛而非私愛”。仁之種類有“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國之仁”。“共和國之軍人，以救國救民為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國與民弱且貪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

　　“勇”，即“一往無前”、“臨事不避”。孫中山說：最流通之用語就是“不怕”二字?？鬃佑性疲?ldquo;勇者不懼”，“即為勇之特征”。“勇”有大勇、小勇。“而軍人之勇，是在乎成仁取義”，“為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大勇”，才是“真正軍人之勇”。所以，軍人之勇在于“長技能”“明生死”。“長技能”就是學會新的戰(zhàn)術(shù)，能耐勞、吃苦。“明生死”，就是“既為軍人，不宜畏死，畏死則勿為軍人”。“軍人之為國家效死，死重如泰山。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乎自擇！”“明生死就能鼓其勇氣，從事革命事業(yè)”，“以吾人數(shù)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

　　然后，孫中山就強調(diào)，每個軍人都要有決心，不成功便成仁。他說：“軍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國家之責任，改造國家者，質(zhì)言之，即造成新世界，于破壞之后，加以建設(shè)之謂。”負此責任，全在我們的決心，決心于何見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擔保也。”“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則同拼一死，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亦不失為殺身成仁之志士。雖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鴻毛之別。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則為死重于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在桂林軍政學界七十六團體歡迎會上孫中山又發(fā)表演說指出：“三民主義便是民國的精神”，是做成“新世界的工具”，希望“各界提起精神來，一齊同心協(xié)力建設(shè)這個新世界的新中國。”

　　早在1899年12月，梁啟超就寫過一篇“中國魂安在乎”的文章，“魂”即精神，“民族魂”“國魂”指的即是“民族精神”“國家精神”。梁啟超說：日本有“所謂日本魂者，有所謂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之于四萬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為此懼。”“吾中國向來薄視軍士，其兵卒不啻奴隸，則謂從軍苦也固宜”，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缺乏尚武之風。“尚武之風，由人民之愛國心與自愛心，兩者和合而成也。”可是“今中國之有兵也，所以鈐制其民也。奪民之性命財產(chǎn)，私為己有，懼民之知之而覆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亦如草芥……無魂之兵者，猶無兵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梁啟超是文化人，但他很重視樹立軍人的愛國和自愛精神，并指出：“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這是他對清政府的軍人缺乏為保衛(wèi)國家和民族的權(quán)利而斗爭的精神，造成國家有兵等于無兵被列強侵略，欺凌、掠奪和奴役而發(fā)出的感慨。

　　著名歷史學家雷海宗著有《中國的兵》，他在一篇《無兵的文化》文中指出：因為中國缺乏兵的文化，所以近代以來吃了虧。他說：“秦以上為自主自動的歷史，人民能當兵，肯當兵，對國家負責任。秦以下人民不能當兵，不肯當兵，對國家不負責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因為秦以上為動的歷史，秦以下為靜的歷史，只有治亂騷動，沒有本質(zhì)的變化。在固定的環(huán)境之后，輪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演來演去總是同一出戲，大致可說是漢史的循環(huán)發(fā)展。這樣一個完全消極的變化，主要特征就是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沒有國民，也就是說沒有政治生活。簡單說來可稱它為“無兵的文化”。雷先生說：“盛世的文官重于武官”，“盛世是皇帝一人的武力專政，最高的軍權(quán)操于一手……皇帝是大軍閥，實力雄厚，各地的小軍閥不敢不從命。”“而亂世中央的大武力消滅，離心力必然產(chǎn)生許多各地的小武力。”“中央的軍隊衰弱，甚至消滅；有力的都是各地軍閥的私軍。”“最近一百年來侵入中國的武力與文化屬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與組織遠勝于五胡，文化也遠較佛教為積極。兩種強力并于一身向中國進攻”。所以，我們能救中國的還是中國的文化，“西洋文化中國不妨盡量吸收，實際也不得不吸收”，但救中國的首先是中國人要有自治力，其次就是提高國民的覺醒，發(fā)展軍事和文化，用文武兩種力量兼用，不僅可以抵抗外族的侵略能力，中華民族也具有復興的新養(yǎng)料。雷海宗的文章說明中國皇帝以及各時期統(tǒng)治者與軍閥勢力的關(guān)系，也陳述近代以來西方用武力和文化勢力，兼施侵略中國的情況，中國沒有被列強國家消滅是因為中國雖沒有兵的文化，但有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和民族的覺醒，所以，他強調(diào)只要中國的語言文字不失掉，西方勢力妄圖同化中國也很難，文化不至消滅，“民族必不至全亡”。

　　在清末民初，為什么中國的文人志士那么重視對軍人和精神的研究？那是因為他們認為當時中國吃了虧，受人侵略和欺壓是因為缺乏一支有理想有精神的軍隊。有軍沒有精神等于無軍，有軍無思想無文化也等于無軍，學者呼吁為國立軍，并與弘揚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結(jié)合起來建設(shè)中國的軍隊，這些輿論對孫中山思想的轉(zhuǎn)變也有啟迪。所以，孫中山強調(diào)，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愛三者而已。”革命是求進步的事，“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我們要人類和國家的進步，便不能不革命，但革命不能專恃物質(zhì)，“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yè)之所由產(chǎn)生也。”孫中山為了建設(shè)一支忠于他的三民主義，救國救民的軍校和軍隊，特別重視對于革命軍人精神的構(gòu)建，這是他總結(jié)革命過程中的教訓而產(chǎn)生的思想進步。

　　1924年1月27日，還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孫中山就開始系統(tǒng)演講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演講中，他強調(diào)：“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復民族的精神。”

　　1924年1月30日，國民黨“一大”會議閉幕。2月4日孫中山便發(fā)布命令將國立高等師范、廣東法科大學、廣東農(nóng)業(yè)專門學校合并改為國立廣東大學，并派鄒魯為籌備主任。6日，又決定成立黃埔軍?；I備處，并指派蔣介石、廖仲愷主持籌備處工作。從2月8日至5月8日，黃埔軍?；I備處共開會32次，說明他們很忙，很重視軍校的創(chuàng)建。2月12日，孫中山在南北統(tǒng)一紀念日慶祝會上講話又強調(diào)：辛亥革命之初，“其時諸君個個心理上均非常之熱，責任也非常之重，均愿犧牲性命，陶鑄共和，拋擲頭顱，推翻帝制。結(jié)果卒至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廣州，繼而武漢起義，不旬日而各省響應，清帝退位，南北統(tǒng)一。當時成功，又如何是之易。乃南北已經(jīng)統(tǒng)一，中國因爭權(quán)利者幾年，互爭黨見者幾年，互爭地盤者又幾年，至于今日時局四分五裂，談起革命事業(yè)為后世詬病。抑何前后大相徑庭，至于此極？推原其故，在于當時人人只知革命應盡義務，勇往直前奮斗，故小小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廣州。今日人人心理皆有發(fā)財升官思想，故極十余萬之大兵不能收復惠州。前后得失，瞭如燭照。此后諸君因革命奮斗，當犧牲權(quán)利，革去私心，時存國家觀念，改良政治，則民國前途之幸。”

　　由此可見，孫中山總結(jié)以前革命經(jīng)驗教訓，以及軍閥和地方武裝勢力等野心家為爭權(quán)奪利的私欲、私心使中國四分五裂的情況，終于形成建立一支為救國、救民、救世的革命軍隊所應具有的精神和擔負的歷史使命，便為黃埔軍校培養(yǎng)軍事、政治人才確立了目標，這是孫中山的重大貢獻，也為黃埔軍校的成功和名傳海內(nèi)外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