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庚子事變后，中國新思想界提出了建立國民政治的主張。當時的中國尚缺乏建立多數(shù)人參與的國民政治的條件，但西方平民主義的影響，民主的平等邏輯，以及動員大眾參與救亡的現(xiàn)實需要，卻使部分中國人開始追求大眾民主。與此同時，受傳統(tǒng)賢人政治論以及西方精英主義的影響，鑒于實際的國民程度，立憲派以及部分中間派人士則因恐懼“暴民政治”而鼓吹精英政治、賢人政治。清末思想界圍繞政治革命的主動力與目標發(fā)生的爭論，民初思想界圍繞平民政治與精英政治發(fā)生的爭論，都相當激烈。這些爭論頗能反映清末民初思想界對中國建立國民政治過程中大眾與精英關系問題的認識。

　　【關鍵詞】

　　平民政治 精英政治 主權在民 清末民初

　　傳統(tǒng)中國以“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為“立國主義之根源”，政治思想的基調是治民，而非民治，“沒有任何一個著名思想家曾經(jīng)明確提出過治權在民的思想”。傳統(tǒng)民本思想是“徒言民為邦本，政在養(yǎng)民，而政之所從出，其權力乃在于人民以外”的“無參政權的民本主義”。由于缺乏“國民政治”的思想傳統(tǒng)，國人在初接觸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時，能以天下為公、選賢舉能的觀念理解其議會制度與選舉制度，卻難以接受“民主”、人民自治的觀念與制度。

　　庚子事變后，新思想界對于時代有兩個基本判斷。第一，“近百年來實多數(shù)勢力發(fā)生之時代”，多數(shù)平民之勢力日漸發(fā)展，“世界日趨于平，多數(shù)團體之勢，日神圣而不可犯，少數(shù)者聽命而已”成為潮流。這種潮流，在政治上要求打破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的壟斷，建立“國民政治”；在經(jīng)濟、社會上主張經(jīng)濟、社會權利的平等。此潮流有資產階級“以富制武力”與勞動階級“以勞作制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已于19世紀末取得勝利，后一階段則從19世紀末開始，20世紀的平民將成為“世界之主人翁”。第二，世界已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國家間的競爭已非少數(shù)當權者間的競爭，而是國民間的競爭，競爭勝敗決定于國民能力。欲國民能力發(fā)達，以競爭圖存，必須賦予國民以參政權，建立國民政治。國民政治不但可提高國民能力，且能限制專制權力，保障產權，發(fā)展資本主義，以對抗列強的經(jīng)濟壓迫。受平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論的影響，與亡國無日的危機感所催生的“愛國求進化之心”的驅動，“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shù)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在20世紀初漸成新思想界的共識。其中，革命派主張“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立憲派要求建立“國民的立憲”。在制度追求上，兩派雖有共和與君憲之分，但其實際目標都是建立“國民政治”。

　　當中國思想界提出建立“國民政治”的任務時，西方思想界正興起精英主義思潮。19世紀中葉后，隨著工業(yè)化的進程，工人階級成長壯大，其爭取權益的斗爭由經(jīng)濟斗爭發(fā)展為要求參政權的政治斗爭，形成了要求大眾參政的強大潮流。資產階級意識到這是無可阻擋的潮流，但又對民主的擴大深感憂慮，認為那將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秩序，并導致庸眾主導政治與社會，而扼殺精英、天才的才性。于是，出現(xiàn)了一股異常強大而持久的精英主義思潮。清末民初新思想界既受平民主義思潮的影響，也受精英主義思潮的影響。革命派較多地受平民主義的影響，他們往往以“平民革命”“平民政治”指稱國民革命、國民政治，其激進分子開始追求大眾民主。而立憲派則較多地受精英民主論的影響，他們恐懼“下等社會”當政，認為中國的政治革命當以中等社會為立足點、主動力，不贊成過早向“下等社會”開放政權。立憲派建立精英民主的努力，一方面遭到舊勢力的阻撓與底層民眾的漠視，另一方面又遭到激進民主主義者的批評。自清末起，思想界圍繞國民政治問題就有平民政治與精英政治（賢人政治）的分歧。本文擬討論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這一分歧。

　　一、 清末思想界關于政治革命主動力與目標的分歧

　　清末思想界關于國民政治的第一個爭論是新民與新政府之爭。梁啟超從社會有機體論出發(fā)，認為必先有新民，然后才能建新政治。他將國民政治想象為“全民政治”或多數(shù)國民之政治，以為必須等到多數(shù)國人具備公益心、自治力等國民資格，才能有國民政治。故主張必先“新民”，牖啟國民之政治思想，培育其能力，再實行國民政治，不贊成在國民資格未備的條件下實行國民政治。他又過于看重思想啟蒙的意義，以為通過純粹的思想啟蒙就能塑造近代國民。其實，脫離現(xiàn)實的國民政治生活而以純粹的思想啟蒙塑造國民，其效果等同于離開實際訓練而欲以書本教人游泳。這既違背國民政治需先從少數(shù)人做起，再逐步擴大的一般規(guī)律，也不符合建立新政治以救危亡的時代需要。而革命黨人則強調，中國人缺乏國民資格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沒有參政權，新民的根本途徑在推翻舊政府，建設新政府，“建設新政府之模范，即為開浚人民之政治思想，培養(yǎng)人民之政治智識，習練人民之政治能力之一大機關”。這個新政府不必也不可能如文明國那樣“純正顯明、整齊完備”，只能是粗具規(guī)模而蘊含國民政治之精神的新政府。對于反對革命、相信社會有機體論的人們來說，沒有新民而欲建設新政府，無異于天方夜譚。他們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過，革命黨人強調國民政治初建，只能粗具規(guī)模，不贊成先造就國民資格，然后一舉建立完備的國民政治的“新民說”，也含有真知灼見。

　　新民與新政府的爭論很快就為革命與君憲之爭所取代。學界于此有豐富的研究，本文僅就其中關于政治革命的主動力與目標的內容進行討論。立憲派大多有一定的資財與地位，頗信有恒產者有恒心之說，懷疑下層民眾的知識與品性，認為“起事者為盜賊”的“下等社會之革命”只能實現(xiàn)政權更迭，不能實現(xiàn)制度革新，只有“起事者為善良之市民”的“中等社會之革命”才能實現(xiàn)制度革新。中國的政治革命應由“中等社會”承擔，只能以和平改革的方式來進行。若國民程度普遍不足而以革命求共和，將招致內亂與外國干涉，甚至國家分裂，損害中國的大國競爭優(yōu)勢。國民政治一開始只能是中等社會的政治，國民程度普遍不足而向社會下層開放政權，將嚴重沖擊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導致暴民政治、民主專制。梁啟超一面存有全民政治的想象，一面又有濃厚的精英主義傾向。他認同勒龐有關群眾受“群眾心理”支配，行動易趨非理性的說法，又受亞里士多德政體循環(huán)說，以及伯倫知理、波倫哈克等人的影響，認為在國民缺乏自治習慣的國度，革命后掌權的“無資產之下等社會”缺乏調和利益沖突的意識與能力，其政策往往“不利于上流”，形成“暴民專制”，而這必將引發(fā)“富豪階級”的強烈反抗。于是，軍政強人乃應時而起，控制政府與議會，任意修改憲法侵奪人民權利，形成“民主專制”?；谶@些認識，他反對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并行，以為那將造成貧民專政。

　　不少立憲派人士最初有全民政治的想象，以多數(shù)國民具備國民資格為立憲之前提，認同開明專制論，以為必先將條件準備妥當，才能立憲。清政府以國民程度不足為由延滯立憲，革命思潮未因清廷宣布預備立憲而消解，反而繼續(xù)發(fā)展，立憲派乃拋棄開明專制論，強調應從多數(shù)國民程度尚有不足而又急需立憲的現(xiàn)實情形出發(fā)，先為少數(shù)優(yōu)秀國民開通參與政治并提高其程度的渠道，因陋就簡開設國會。他們不再將培育國民資格簡單地理解為思想啟蒙與教育普及，而突出強調實際的政治生活如地方自治、團體生活、組織并發(fā)展政黨、“國民的政治運動”以及開國會等對培育國民資格的意義。他們雖意識到“立憲之責任全在國民”，改革成功有賴于多數(shù)國民之覺醒與行動，故頗注意灌輸國民常識，喚起國民的政治熱情，組織立憲團體，并“躍起為政治的運動”以推動改革，但他們實際上將希望寄托在“中等社會”（中流社會）。楊度就強調，立憲的動力與立足點在“中流社會”，世界各國，“其社會上一切事業(yè)之原動力，常在中流社會……一國之優(yōu)秀者，常集于中流社會，而以其國中人數(shù)論之，常為其少數(shù)……故欲論人民程度者，但宜據(jù)中流社會之少數(shù)者以立論”，不能合國中之多數(shù)人民而下論斷。他斷言，中國的“中流社會”有一定的政治思想與能力，稍加訓練，就可以具備國民資格。在重視“中流社會”的同時，立憲派又特別強調知識精英、政治精英的作用，認為受利益、立場、感情、見識的限制，普通人難以“洞察時勢之真相，深知國家之大計”，理解“大經(jīng)世家萬里之志，百年之計”，卻易為“野心薄幸者流”所煽動、操控。他們提醒輿論家注意教育、引導民眾，塑造輿論，而不可迎合、煽動、操控庸眾，又呼吁“平民”在立憲運動中發(fā)現(xiàn)、樹立“平民的之政治家”?？梢哉f，立憲派雖談國民政治，談國民權利平等，但實際依靠的是“中等社會”，追求的是“中等社會”的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