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先生憑吊秋瑾烈士時有一副挽聯 ，除了文字內容“版本”各異之外，挽聯的創(chuàng)作時間、地點也都說法不一。

　　關于孫中山撰聯的時間地點

　　較為多見的說法一是1912年12月9日，孫中山到杭州秋社致祭時所題寫（如1987年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郭長海、李亞彬先生編著的《秋瑾事跡研究》239頁）；二是為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1916年在紹興風雨亭祭悼秋瑾所題（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梁羽生先生的《名聯觀止》，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王耿雄等編《孫中山集外集》相關注釋中也提及此說）。

　　中山先生確實于1916年8月19日至22日蒞臨紹興，期間也會見了秋瑾烈士親屬。但紹興城區(qū)臥龍山上紀念秋瑾的風雨亭建于1930年代初，孫中山1916年在紹興風雨亭祭秋并題聯之說，當屬不經考證又無依據的想象，再被以訛傳訛所致。值得推敲的是1912年題聯說。持此說者的依據，乃是《申報》1912年12月10日《孫中山蒞杭記事》報道，1912年12月8日中山先生應浙江都督朱瑞及秋社社長徐自華之邀抵達杭州，當天下午，孫先生至梅花碑小憩后，即去馬坡巷政法學堂參加歡迎會并發(fā)表演說，其中說到：“可痛者，最好的同志秋女俠一瞑不視，兄弟此來，固不僅展覽西湖風景，亦將臨女俠埋骨之所，一施憑吊。”以及翌日中山先生致祭光復諸先烈等情事的新聞報道（《申報》1912年12月11日《西湖公宴孫中山紀事》）。問題是，當時的新聞報道只字未及中山先生在杭州祭秋時撰寫挽聯之事。

　　那么，孫中山是何時撰此挽聯的呢？筆者有三條線索可資探究。一是秋瑾烈士之幼弟秋宗章（1896-1955）1935年于其《記徐寄塵女士》一文中述及：“民國二年，先總理與陳英士先生來杭，躬親蒞臨致祭，題贈‘巾幗英雄’匾額，并面允擔任秋社名譽社長，嗣又撰題楹聯，屬胡漢民先生書之，現在秋祠懸掛。”二是現存浙江省政協(xié)文史委員會的秋瑾長兄秋譽章之子秋高先生（1903-1980）寫于1958年10月的《秋瑾史乘》手稿。其《紹興臥龍山上的風雨亭和古軒亭口的紀念碑》部分提及，紹興風雨亭該聯的上下款為“民國二年孫中山撰；吳寧程祥德敬錄”（其所及挽聯正文述后）。三是紹興市區(qū)有一位業(yè)余從事文史考證的陳天成先生（1933年生），年輕時在青海工作。1966年6月，回紹興探親時，曾上臥龍山抄錄了風雨亭亭柱上的四副對聯，筆記本原件現由其本人保存著。 其中孫中山先生所撰的那副挽聯上下款署為“民國二年總理撰”和“吳寧程祥德恭錄”。

　　據1912年12月10日《申報》報道，那次孫中山蒞杭除浙江方面赴申歡迎人士“專車偕來外，又帶同隨員陳英士、姚勇忱、陳惠生、吳飛如、錢振椿、劉民畏、王文典諸君云。”胡漢民并未隨行。上引秋高、陳天成所見紹興風雨亭的這副挽聯，均記為民國二年孫中山所撰。只是秋高所記為“孫中山撰”而陳天成則記為“總理撰”。從行文習慣來看，陳天成所記似更符合民國時期風格。造成異文的原因，恐怕是陳天成在現場將挽聯內容及上下落款全部抄下，而秋高則準確地抄錄了正文，上下款卻在回家后甚至過了一段時間整理文稿時憑記憶所添加。至于秋宗章在《記徐寄塵女士》中述及“民國二年，先總理與陳英士先生來杭，躬親蒞臨致祭”的時間，民國二年是錯誤的，來杭時間系民國元年。造成這個錯誤的原因，則是由于秋宗章是秋瑾的幼弟，民國元年時他是年僅16歲的少年，沒有參加杭州祭秋活動。成年后在省城杭州工作，又撰寫過大量紀念大姐秋瑾的文章，秋祠（秋社附設于秋祠）當是他常去之地。孫中山祭秋等情，應是聽秋社社長徐自華（寄塵）講述。而將祭秋時間誤為民國二年，則恰恰是他親眼看到了對聯上款“民國二年總理撰”等字樣所致。更可注意的是，“嗣又撰題楹聯”既可理解為在面允擔任名譽社長一事的片刻之后，也可作杭州祭秋之后解。因為這副挽聯系為“最好的同志秋女俠”而作，自然鄭重其事，從內容到格律都需斟酌推敲，一般不肯出口成章。由于對聯是“屬胡漢民書之”，孫中山更可以回滬后從容為之。因為杭州祭秋已近民國元年年底，孫中山撰聯時間可能在民國二年之初。如時間相隔太久，則與“今招俠女魂”句不相貼合。又因為直到秋宗章撰寫《記徐寄塵女士》的1935年，尚在杭州秋祠懸掛的孫撰胡書對聯的原物為他所親見，且對聯上“民國二年總理撰”字樣符合胡漢民代書的款式，所以孫中山先生挽秋瑾的對聯撰于1913年是可信的。

　　再說紹興臥龍山上的風雨亭建成于1931年，其亭柱上鐫刻的孫中山挽秋瑾聯，因由時任紹興縣建設局長的浙江東陽人（古吳寧縣后屬浙江東陽縣）程祥德“恭錄”而異于復制，故只須在上款照錄此聯作者及創(chuàng)作時間“民國二年總理撰”就夠，而不宜再按杭州秋祠原件刻上“胡漢民書”字樣了。

　　至此，我們已可將孫中山挽秋瑾聯的創(chuàng)作時間斷定為1913年，且并非作于杭州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