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之間既沒有伉儷相得的琴瑟之和，倆人雌雄錯位，于秋是痛苦的，于王是無奈的。王對秋遷就中有依順，忍耐中有關愛，但因成長背景、思想觀念、價值追求的迥異，王始終未能走進秋瑾的內心，更難贏得秋瑾的尊重和信任，故秋王的悲劇是雙向的，痛苦也是雙方共有的體驗。

　　3.秋家沒落，東山再起回天乏術。秋家雖未出過青史留名之高官顯宦，但自其父以上四代均為舉人出身，祖輩多人曾出任過知縣、知州和同知等職，屬于科舉時代相當成功的家族案例，在當時的社會確為鳳毛麟角。可以想像作為如此的世家小姐，秋瑾將多么重視這種榮耀。而秋瑾父親秋壽南一輩，除壽南為舉人出身外，未見有其兄弟或堂兄弟有科舉成功的記載。秋瑾兩位親叔叔福南和慶南，主要依靠祖父秋嘉禾之遺產生活。秋瑾致兄譽章函內多次提及兩位叔叔以及秋宗章《六六私乘》《六六私乘補遺》中提及的兩位叔叔，似亦非科舉出身而做官者，二人沒有好的職業(yè)和社會身份便可想而知。到秋瑾這一代兄妹四人，即兄秋譽章（1873-1909）、秋瑾（1875-1907）、妹妹秋珵（1879-1943）、同父異母弟弟秋宗章（1896-1955）。只能指望兄弟二人，兄秋譽章未能入仕，直到1905年前后才通過二妹秋珵丈夫王守廉(字堯階) 的叔父幫助謀得北京西城路工局某職⑧。弟弟秋宗章其時年紀尚小。

　　秋家不斷走向沒落，如能東山再起，即使父親壽南早逝，只要長兄秋譽章能夠由科舉正途出身步入官場，或丈夫王廷鈞能由科舉正途出身步入官場，不僅秋家在社會上的身份和地位能得到維持，就是秋嘉禾一門子孫的職業(yè)和前途也能夠得其照應?？上чL兄秋譽章和丈夫王廷鈞的狀況都非如此。秋瑾對譽章沒有科舉功名是不滿的。雖未見到公開表達，但如果仔細閱讀其遺存文字，這種不滿是能夠品味出來的。秋瑾留存下來的文字中，有在1905年4月至12月末致兄譽章的十一封函件，這些信件比比皆是她對兄長之職業(yè)和前途、對紹興山陰秋家大家庭中侄子、侄女們的擔憂和煩惱，甚至焦慮，她曾想為所有人一一作出妥當的安排。她竭力想重振紹興秋家。

　　她痛責丈夫、痛悔婚姻的出發(fā)點，亦是丈夫和婚姻不能為其振興秋家提供幫助。如她在致兄第四函中寫到：

　　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亦古今紅顏薄命之遺憾，至情所共嘆。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yè)名譽當不致如今日，必當出人頭地，以為我宗父母兄弟光。

　　第五函又謂“……但此亦婚姻不能自由之遺憾，使得一佳子弟而事，豈隨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⑨每函文字都浸透了對譽章及秋家子侄職業(yè)和前途的憂慮和安排，這之中一定飽含了秋瑾對當年提議與譽章合開“和濟錢肆”一事的深深內疚。秋家的過去和現狀，令秋瑾背負有重大的責任和包袱。

　　4.赴日留學，嘗試擔起家族責任。1903年秋瑾隨夫到北京后，即借居宣武門外繩匠胡同的吳宅⑩，即吳芝瑛家。當時，吳的丈夫廉泉任官戶部郎中，而吳芝瑛則為社會知名的才女名媛。通過吳芝瑛的介紹，秋瑾主動積極地展開社交活動，為自己尋求機會，力圖結交社會上層、名流以及新知識界人物。她在北京活躍社交的同時，其著裝、行動也發(fā)生變化，她不僅女扮男裝，而且行動亦如男子。她主動活躍的社交、女扮男裝等等，種種跡象都表明這絕非突然發(fā)生的變化，這些變化的動因，即秋瑾在父親去世后為改變秋家現狀而尋找各種機會，這個想法早已深藏在秋瑾內心。敏感的秋瑾，已經察覺北京的社會和時代風氣能夠為她提供機會。一旦結識了服部繁子，她幾乎在第一時間就決定東渡日本留學，并視此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和改變秋家大家庭現狀的最佳契機。

　　作為世家小姐的秋瑾，對大家庭抱有很強烈的責任感，如果秋家大家庭繼續(xù)擁有較好的經濟和社會身份、地位，秋瑾對丈夫的期許或許不會那么強烈。但事實上秋家大家庭已經喪失了那一切，而這其中還包含她自己的過錯而釀成錢肆的破產和倒閉。秋瑾曾將對秋家的責任全部寄托于婚姻，一旦醒悟丈夫不能夠承擔起秋家的責任，便選擇東渡日本留學，去嘗試由她這個“女丈夫”來擔起秋家的責任11。1904年6月，秋瑾東渡日本留學。7月3日抵達東京，8月入讀東京實踐女學校為非正式注冊生，11月便退學。1905年3月下旬秋瑾從日本歸國，7月23日再次東渡，8月5日在東京實踐女學校正式注冊。

　　 三、“決裂”情：原來是“掩人耳目”

　　留日后的秋瑾與王子芳，無論所思所想還是行為做派，相差已有天壤之別。秋瑾趨向革命，可謂英雄氣長，兒女情短，立志拯世濟民，青史留名。而且為了革命，她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但她最放不下的是她的家庭。她要想方設法保護家庭，而保護家庭的最好辦法就是制造矛盾，離婚，斷絕來往，全面“決裂”。

　　1.痛斥子芳，究由留學費用短缺。秋瑾東渡留學前，與丈夫關系還算和諧，王廷鈞也未有大的過錯。而秋瑾留學日本后在致兄函內，卻有大量責罵丈夫和夫家及痛悔婚姻的內容。秋瑾對丈夫和夫家的責罵、不滿以及對婚姻的痛悔，事實上是由其不提供留學費用所致。秋瑾夫婦從夫家析分來的及父親留給譽章等家人的資產，全部因秋瑾提議辦“和濟錢肆”及其倒閉，而喪失殆盡。秋瑾本人及娘家不再可能為其東渡留學提供經費，夫家亦不可能提供更多費用。因此，秋瑾是靠自己的嫁妝和朋友的資助去留學的，沒有得到王子芳的支持，經濟方面的沖突就很大。據陶在東憶: 秋瑾“夫家不允供學費，女士憤。斥賣其妝奩，所獲有限，吾暫為措數百金。” 秋瑾北京時期的好友吳芝瑛亦憶，秋瑾留學前“脫簪珥為學費”，又稱其“脫簪珥謀學費，窘迫萬狀”12。依靠出賣首飾和衣物籌措，或者由友人借措，秋瑾留學的費用自然一開始就不可能充裕，加之秋瑾的俠氣和 “揮金如土”的性格13，更令其留學費用數度出現危機。據陶在東憶：秋瑾在東渡前將好不容易由出賣首飾和衣物籌措以及友人借措之留學費用，贈給了被關押在北京監(jiān)獄中的維新黨人王照。說秋瑾“傾囊中所有贈之，其仗義疏財如此，吾曹再度贐之而后成行”。又據章士釗回憶華興會在東京留學生中發(fā)起為黨人萬福華在上海槍擊前廣西巡撫王之春未果而入獄案募捐事，令“革命陣營中之中外同志，交相震動，盡可能設法善后，秋瑾即為此中捐款出力最顯著之一人”。據以后認識秋瑾的陳志群稱: 當時秋瑾“囊中僅四十元耳，竟盡數捐之。”14將“四十元”一筆較大的款項捐出后，秋瑾入讀實踐女學校的費用更加告急。因此，秋瑾留學日本后手中的經費不寬裕，總是缺錢，從她致兄各函文字中都能感受到經濟匱乏及由此引發(fā)的煩惱和焦慮。

　　秋瑾于1905年6月19日致兄函中，主要是向譽章數落丈夫之過，函內開始出現痛罵的言辭：

　　子芳之人，行為禽獸之不若，人之無良，莫此為甚! 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為彼纂（篡）取，……妹此等景況，尚思截取此銀及物，是欲絕我命也。15

　　 痛罵原因似乎是王廷鈞未將秋瑾之“珠帽及珠花”及一筆銀元交還。從以后秋瑾致兄數函相似內容分析，“珠帽及珠花”似是秋瑾留存在湘潭夫家的陪嫁物。譽章誤以為秋瑾回國后將先回湖南，乃將銀元一百寄到湘潭王家，當時王廷鈞似在湘潭。函內“二妹”指秋珵，秋瑾要秋珵到王廷鈞處討回譽章誤寄之一百銀元。秋瑾在致兄函內第一次提到要與丈夫離婚，所謂“妹得有寸進，則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又第一次在與丈夫關系上提到“死”，即“如無寸進，不能自食，則必以一訟取此兒女家財，不成，則死之而已”。

　　1905年9月12日致兄函中曾說，如果夫家并非富有，她可以在外借錢，但是夫家之富名被外界所共知，令她借錢困難。所謂: “因無彼家之富名，妹于籌款之事，尚可藉他人幫助；旁人聞彼富有，反疑妹為裝窮，故無一援手者。”夫家既不允提供留學費用，夫家之富名且又造成其在外借貸之困難。因此，秋瑾對丈夫和夫家的怨恨、不滿及對婚姻的痛悔，隨著留學經費匱乏的加劇而愈來愈深。

　　秋瑾與丈夫關系之癥結，僅在所謂“百金及珠花、珠帽等事”，全在于王廷鈞未提供留學費用。娘家則更加無能為力。據陶成章回憶，最終秋瑾是在紹興“求給于母。母固深愛其女，然家徒擁虛名，實不中資，為勉籌數百金付之”。娘家、夫家均無法依靠，秋瑾深感孤立，加上“聞（王廷鈞）早娶婦矣”的傳言，遂將所有不快發(fā)泄于丈夫王廷鈞。

　　2.“閨人負戈”，民主思想業(yè)已形成。秋瑾性格豪爽，富有俠女之風，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湖湘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受到當時革命熱點的湖南群雄和湖南人敢作敢為的思潮的影響，湖南的辣椒熏陶了溫柔細致浙東女子新的個性。在湘潭居住時期，戊戌變法運動失敗和八國聯(lián)軍侵華二件大事給她思想造成極大觸動。當時，也是湖南新學和變法思潮最活躍的時期。湖南巡撫陳寶箴與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志同道合，大力推行新政。湖南一省新學盛行，學會林立，新報雜志（著名的有《湘報》、《湘學報》）相繼出現，開辦了時務學堂、校經學堂、武備學堂、明達學堂、算藝學堂、致用學堂、南學會、任學會、群萌學會、致用學會，還成立了“不纏足會”，當時的“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秋瑾此時雖是靜處深閨，不能對外交際，但湖南這股新思潮的強勁東風肯定也吹入了她的心扉，對她的思想產生過積極的影響。這種影響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愛國主義思想，二是女性意識的覺醒。身居湘潭的秋瑾關心國事的愛國熱忱洋溢于字里行間，表達了對祖國命運的擔憂。秋瑾在這一時期所作的《感事》中寫道：

　　竟有危巢燕，應憐故國駝東侵憂未已，西望計如何？

　　儒士思投筆，閨人欲負戈。誰為濟時彥相與挽頹波。16

　　“閨人欲負戈”，表達了詩人欲身披戰(zhàn)袍，馳騁疆場，征戰(zhàn)殺敵的想法。這一時期秋瑾的詩詞表現的是憂國憂民的情緒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秋瑾在留學日本期間廣交革命志士，結識了孫中山、陶成章、徐錫麟、陳天華、宋教仁、周樹人、何香凝、馮自由等，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在與這些革命友人的密談、會面和共同參加革命活動的過程中，加速了秋瑾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