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戊戌變法”以后，中華民族危機加深。“戊戌維新運動”失敗，證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推行改良主義走不通，這使許多有志之士逐漸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改良道路產(chǎn)生懷疑。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傳播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思想遂為反清斗士所接受，促使他們逐步走上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道路，辛亥革命序幕“自立軍起義”就是在此歷史背景下發(fā)生的，帶有深深的時代烙印。“自立軍”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以及會黨等諸多社會力量組成的聯(lián)盟武裝。1900年8月，以唐才常為首的一批愛國進步知識分子，發(fā)動“兩湖地區(qū)”為中心的自立軍起義。自立軍起義經(jīng)歷較長時間的醞釀過程。

　　1899年秋天，經(jīng)興中會會員畢永年介紹，唐才常與孫中山會晤于日本橫濱。他們共同商討湘鄂以及長江流域起義計劃，具體部署比較周詳。唐才常還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商定，唐才常等人回國利用會黨和新軍發(fā)難，康、梁負責向海外華僑募集會款。慈利縣籍李炳寰、田邦璇、田邦玙、姚生范與唐才常、秦力山、林圭、吳祿貞等人啟程回國。

　　1899年冬，唐才常在上海英租界成立“正氣會”，糾合愛國正氣之仁人君子，壯大革命力量，共圖救國方略。慈利縣籍李炳寰、田邦璇、田邦玙、姚生范等人聯(lián)絡一批志士參加正氣會。

　　1900年春，改正氣會為“自立會”，印發(fā)“富有票”，廣泛聯(lián)絡會黨。自立會內(nèi)分為軍事、政治兩部，其中堅人物以留日學生居多。其中，不少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興中會會員。自立會會員稱作“會友”，每人持“富有票”一張，作為會員憑證。自立會會員吳良愧以湘西聯(lián)絡員身份，攜帶富有票5000張，從漢口回到家鄉(xiāng)慈利縣，積極開展活動。1900年7月，唐才常主持在上海召張園開“國會”，宣布“國會”宗旨。推舉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為總干事，林圭和沈藎為干事。

　　1900年8月，唐才常組建“自立軍”，自任諸軍督辦，統(tǒng)率全軍。自立軍下設五軍：前軍由秦力山、吳祿貞統(tǒng)領，駐安徽大通；后軍由田邦璇統(tǒng)領，駐安徽安慶；左軍由陳猶龍統(tǒng)領，駐湖南常德；右軍由沈藎統(tǒng)領，駐湖北新堤（在今洪湖市）；中軍為自立軍本部，由林圭、傅慈祥統(tǒng)領，駐漢口；總會親軍和先鋒營，由唐才常親自指揮，并運動各省會黨和防軍發(fā)難。自立軍總部設在漢口英租界李炳寰住所“李慎德堂”。參與起義的武裝力量發(fā)展迅猛，規(guī)模龐大，人數(shù)多達10萬人，以長江流域各省哥老會會員為主。唐才常等人決定于1900年8月9日在漢口舉行起義，湘、鄂、皖三省五路人馬同時響應。

　　離起義之日越來越近，但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允諾的海外接濟匯款遲遲未到。自立軍糧餉無著，唐才常等人只得延期舉義。因為長江沿岸戒嚴，安徽大通自立軍負責人未得延期通知，秦力山等人在安徽省巡撫署衛(wèi)隊管帶孫道毅(慈利籍人、孫開華之子)相助下，仍按原定計劃于8月9日在大通準時進行起義，攻占厘金和淮鹽督銷局，占領大通縣城。兩江總督劉坤一、安徽巡撫王之春聞訊急調(diào)安徽、湖北兩省清軍進剿，另派三艘兵輪駛?cè)氪笸ń孢M行堵截。大通自立軍起義終因孤軍奮戰(zhàn)，兵力不敵，于8月11日不幸失敗。

　　就在大通自立軍起義當天，唐才常從上海溯長江而上，到達湖北漢口，積極部署起義。但因餉械延誤，起義被迫拖延。此時，傳來大通起義失利消息，湖北清軍蠢蠢欲動。唐才常等人破釜沉舟，再次定于8月23日在漢口起義，湘鄂各地同時并舉。不料事泄，湖廣總督張之洞于8月21日下令清軍將士包圍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樓街寶順里4號住所和設在漢口英租界李慎德堂的自立軍總部，并于次日逮捕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璇、田邦玙、杜子培等20多人。次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田邦璇、李炳寰等20余人在武昌紫陽湖畔同時就義。田邦玙因未滿16歲，保得性命。

　　在漢口自立軍總部被破壞時，中軍官帶李超廷正在總部樓上把守樓門，他用板凳、桌椅抗拒。清軍兵勇被他打傷十數(shù)人，上不了樓。兵勇由樓梯向上猛沖，被他一腳一個踢了下來?？墒?，上來的兵勇太多。李超廷支撐不住，大喊一聲：“殺下樓來呀！”樓下兵勇摸不清樓上虛實，嚇得往后直退。李超廷乘機攀床跳垣，跳到隔壁曬樓，后從屋頂逃脫。后來，李超廷曾打算劫法場，只因人數(shù)不齊，未能動手。8月22日清晨，唐才常和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陽湖畔英勇就義之時，他趕到法場吊唁一番。

　　晚清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是中國近代史上較早地把挽救民族危亡和推翻清朝統(tǒng)治相結(jié)合的一次嘗試，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從改良走向革命的標志，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首個環(huán)節(jié)。自立軍起義雖然失敗，但它是戊戌變法以后在長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萬人參加的武裝斗爭，鋒芒直指掌握清朝實權的后黨頑固派，確實具有進步意義。這次起義從醞釀到發(fā)動的過程中，各個階級的愛國力量，都曾積極參與活動。其中，既有革命派，也有改良派，還有秘密的會黨。因此，自立軍起義以后，愛國的改良派發(fā)生分化，轉(zhuǎn)向反清革命，壯大孫中山領導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力量，為清朝滅亡敲響喪鐘。從此以后，不僅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線逐漸明確，而且大批青年走上反清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道路，這對推動辛亥革命的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據(jù)林紹先編寫的《自立會人物考》和吳良愧撰寫的《自立會追憶記》等歷史資料記載，慈利縣籍李炳寰、田邦璇、田邦玙、李超廷、姚生范、汪楚珍、杜子培、李石存、吳瑑保、蔡成耀、朱序淇、蔡湘和蔡閎等一群有志之士，參與自立軍起義，成為起義軍中堅力量，株連親屬吳恭亨、李蓮航和李柱寰等人。

　　一、清代“慈利縣公子班”舉事簡況

　　清代末期，慈利知縣葛秀華、刑幕劉佐楫以及富紳李德灼、朱先賜等人，在田邦璇、李炳寰、姚生范游說下允諾加入自立會，慈利黨事萌芽自此開始。自立軍總部被破前，姚生范奉命回到慈利召集軍隊，準備起義。

　　李超廷，又名李生芝，慈利縣環(huán)溪人。漢口自立軍總部被破獲后，反清志士李超廷先至岳陽，遇見慈利縣同鄉(xiāng)、自立軍中軍糧臺汪楚珍。汪楚珍告知自立軍右軍統(tǒng)領沈藎尚在岳陽，李、汪兩人找到沈藎住所。李超廷向沈藎詳細敘述漢口自立軍總部被破情形，并將自己準備回鄉(xiāng)組織武裝、東山再起之意告之沈藎，沈藎表示支持。沈藎拿出花銀1200兩，要他同汪楚珍回到原籍組織義旅。李超廷同汪楚珍回到慈利以后，迅即與受唐才常之命已回慈利募款的姚生范聯(lián)絡。他們在葛秀華、劉佐楫、李德灼、朱先賜等人暗中支持下，借辦團練為名，號召義旅，制造軍械，并且溝通九溪營兵丁，組成10余營，意圖再舉。以李超廷為統(tǒng)領，所部骨干多為慈利世家大族子弟，故有“慈利縣公子班”之號。“慈利縣公子班”倉促集合，未經(jīng)訓練，不足迎敵，終不可振。不久，湖南巡撫俞廉三派遣軍隊鎮(zhèn)壓，李超廷率十余營“慈利縣公子班”與官軍作戰(zhàn)。數(shù)日以后，在清兵圍逼下，隊伍瓦解，李超廷身負重傷，不幸被捕。在被押送長沙途經(jīng)武陵縣(今鼎城區(qū))大龍驛時，傷發(fā)而死。不久，汪楚珍也在慈利縣兩水井被捕，后來就義于長沙。

　　姚生范獲獄三年，葛秀華、劉佐楫也被清廷撤職查辦。曇花一現(xiàn)的“慈利縣公子班”自立軍雖然失敗，但它是戊戌變法以后在慈利縣境內(nèi)的一次武裝斗爭，也是自立軍繼大通起義之后第二次真正意義的武裝斗爭，鋒芒直指掌握清朝實權的后黨頑固派，具有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