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先生（字敦初，號漁父）是中國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愛國政治家。他為推翻封建帝制，抵御外來侵略，建立民主共和，矢志不渝，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歷史公認的辛亥元勛，世人景仰的革命先烈，更是桃源人民引以自豪的杰出代表。宋先生的歷史功績值得緬懷，他的法治思想、依法治國的理念是一大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尤其是從他身上展現(xiàn)出來的求知、革命、愛國、法治、創(chuàng)新、清廉和重教的“漁父精神”，更是值得我們發(fā)揚光大、學習借鑒、世代傳承。

        勤學善思的求知精神

        他自幼勤奮好學。宋教仁讀起書來聚精會神、旁若無人，以致有時吃飯都要人提醒。漳江書院時的同學曾戲曰：“敦初見了書，就象餓黃牛上了芭茅山”。一次縣教喻黃彜壽從長沙運書到桃源途中將書弄濕了，請宋教仁等幾位同學幫助撿曬，其他同學撿完即散，唯獨宋教仁是邊曬邊看，工作一完，立馬就書中疑問找黃先生研談。宋教仁在日本留學時的日記中有一份“自治課表”，表中所列每日研習時間長達16時，超出學校規(guī)定一倍多。沒有日語基礎的宋教仁，拜日本同學為師，勤學苦練，僅用半年時間就已精通日語，提前完成了早稻田大學一年預科學業(yè)，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結業(yè)。

       他學習興趣廣泛。詩詞、典章、文史、地理，幾乎無不涉獵，大量的購書甚至超出了他的經濟承受能力，以致于不得不找人擔保從書店賒購書本分期付款。僅1905年3月至1907年3月在日本兩年的日記中，有記載的購書就達30多種430多冊。因為涉獵面廣，博學多思，“腹有詩書氣自華”，在留學生討論社會問題時，“每有辯議，獨敦初能本末悉舉，眾咸悅服”。

        他注重學以致用。到日本后，他開始打算學軍事，后考慮革命以后建設更重要，改學政治和經濟。先入東京政法大學，繼入早稻田大學，同時花很大精力先后翻譯研究了英、美、德、俄、日、比、奧、普八個國家的十二部政治法典，為他成為民主憲政的堅定信仰者和推動者奠定了堅實基礎，是公認的“革命黨人中抱有建國方略第一人”、“中國憲政之父”和“才華橫溢的政治家”，成為百年來人們崇敬的勤學榜樣。

        他的這種勤學善思、學以致用的求知精神，對于我們今天身處知識日新月異的信息時代和矛盾集中凸現(xiàn)的變革時期的干部來說，無疑具有很強的啟示和激勵作用。學習他的這種精神，這就要求我們的干部要增強學習的緊迫感，不僅要學習和掌握好黨的方針政策、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以及各種專業(yè)知識，更要學習和掌握好為人民服務的過硬本領，堅持勤于思考，學以致用，真正把學習成果轉化為謀劃發(fā)展的思路、促進工作的措施、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行動。

    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

        宋教仁從小志向不凡，在漳江書院求學時就常與同學一起議論“救亡圖存”話題，并在書齋題聯(lián)明志：“莫使真心墮塵霧，要將熱血洗乾坤”。21歲即與黃興一起組建“華興會”，從此以“推翻專制統(tǒng)治，建立民眾作主之新國家”為己任，為之奮斗了一生。

        他注重宣傳革命，喚醒民眾。1905年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份打破地域界限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以“提倡國民精神，輸入文明學說”為主旨，后更名《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革命刊物。宋教仁1911年初回國后任《民立報》主筆，以“漁父”筆名發(fā)表大量時評、政論文章，“漁父論政”風靡全國，成為辛亥革命時期最有影響力的宣傳活動家。

        他提出“革命三策”論，倡導“長江革命”思想。1910年宋教仁在同盟會部分省區(qū)分會長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為中央革命。聯(lián)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后援，一舉而占北京，然后號令全國，如葡、土之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時并舉，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善者也；就甌脫地，密布黨羽，進據(jù)邊要，然后徐圖進取，其地則東三省或云南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并認為“上策實行最難，下策行之不果，唯中策較宜”。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失敗，孫中山遠在美國，黃興香港療傷，革命陷入低潮時，宋教仁痛定思痛，深刻檢討了過去革命屢舉屢敗的原因，即“有共同的宗旨，而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而無切實之組織”，進一步認識到了創(chuàng)建革命組織的重要性，于是決定設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以謀“長江革命”，最終促成了武昌起義的爆發(fā)。辛亥革命成功后，宋教仁十分高興，并及時制定和頒布了《鄂州約法》，將“人民”置于首列，規(guī)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七大自由”，對動員廣大紳民投入反清革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辛亥革命的勝利，是宋教仁等一群革命志士堅守革命意志，殫精竭慮、矢志不渝、英勇奮斗的結果，他的這種革命精神，引申到我們今天深化改革、推動發(fā)展上，無疑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對待改革攻堅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定意志，推動改革發(fā)展要敢于沖破樊籬、敢于頂住壓力、敢于擔當風險、敢于立排眾議，以超強的膽識、超前的思維、超常的舉措，在搶抓機遇中越位爭先、在創(chuàng)新實干中闊步前進。

義無反顧的愛國精神

        他從小熱愛祖國，非常關注國家前途命運。“少入熟讀，偶得折扇，夕昔展玩”，只因折扇上印有中國地圖，才愛不釋手。1895年驚聞“甲午”戰(zhàn)敗，臺灣割讓給日本。13歲的宋教仁“痛哭流涕者累日”，即賦詩泄憤：“要當慷慨煮黃海，手挽倭頭入漢關”。他洞察國際風云變幻，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陰謀明察秋毫。從1905年3月至1913年3月遇害，短短8年時間里，他先后發(fā)表揭露日本、沙俄等列強侵略中國陰謀的時評政論文章近百篇，喚醒國人救國“不可不出萬死之力”。

        他舍身報國，大義救“間島”。1907年宋教仁赴東北“聯(lián)絡馬俠”從事革命活動，意外得知日本特務組織“長白山會”正在制造偽證，挑起所謂“間島問題”領土爭端，意欲侵占我國延邊四縣十多萬平方公里領土。在清政府懸賞追捕和日本特務嚴密監(jiān)視下，他冒著生命危險，化名日本浪人貞村，打入“長白山會”獲取實證。“費數(shù)月之功，編著《間島問題》一書，發(fā)現(xiàn)該地確為中領之證據(jù)，欲以為政府外交援助。”成書后頂住日本人的威逼利誘和革命黨人的誤解阻撓，托友人將書稿交給駐日公使，清政府得此書證，據(jù)理抗爭，日本人不得不妥協(xié)默認，取得了清朝統(tǒng)治中國兩百多年數(shù)十次領土爭端談判中的唯一一次全面勝利，保住了延邊十幾萬平方公里國土，成為世人崇敬的愛國主義典范。

        在和平年代，愛國主義精神最大的體現(xiàn)就是文明守法、立足本職、積極工作，為國家的繁榮富強添磚加瓦，為民族的復興增光添彩。特別是對領導干部來說，就是要管好一方水土，服務人民群眾、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在當前釣魚島事件、南海問題等民族沖突、外交爭端面前，我們更要不卑不亢，理性愛國，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用正義守法的行為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用理性文明的方式真正捍衛(wèi)國家和民族的尊嚴。

傾注一生的法治精神

        “作民權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孫中山的誄詞集中概括了宋教仁為國為民傾注一生的法治精神。

        他鉆研歐美法典，豐富法律學養(yǎng)。早在1905年留學日本之初，考慮革命成功后建設的需要，他就選擇進入日本政法大學攻讀政治法律，同時利用課余時間鉆研歐美法典，先后翻譯了美、英、法、德、日、俄、比、奧西方八國十二部政治法典，這些研究使“宋教仁在革命黨人中的法律學養(yǎng)堪稱第一”。

        他秉執(zhí)法治理念，力促民主立憲。以民主代替專制，用法治代替人治，是宋教仁一生的追求。在武昌起義的炮火聲中，他就起草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文件《鄂州約法》；推翻封建專制統(tǒng)治之后，他力促民主立憲，反復強調“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遷就之，亦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束縛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后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后問諸人。”

        他致力法制建設，推行依法治國。1912年元月，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長（稍后法制院改為法制局）即傾注全力于國家的法制建設，先后起草了《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等法律法規(guī)文件；1912年4月宋教仁就任北京政府農林總長，上位伊始，即著力制定各種行政法規(guī)，實行依法行政。盡管他任法制院（局）長和農林總長總共僅半年時間，但由其制定的法律法規(guī)卻多達十多個，這些法律法規(guī)不僅對民初的國家治理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對以后的國家法制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

        他力主政黨政治，完善法治保障。宋教仁認為國利民福在于國家法治，而國家法治的實現(xiàn)，必須由一個政黨執(zhí)行。因此他力主實行政黨政治，創(chuàng)建國民黨，以保障國家法治的實施與實現(xiàn)。

        作為法制先驅，宋教仁一生對實現(xiàn)國家法治的追求與探索是留給我們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對于我們今天的治國理政，具有很多的啟示和借鑒。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依法執(zhí)政，依憲執(zhí)政。這就要求我們的領導干部要樹立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維，把中央要求、群眾期盼、實際需要、新鮮經驗結合起來，努力形成系統(tǒng)完備的制度體系。要用法治思維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法制建設實效，建設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

敢為人先的創(chuàng)新精神

         宋教仁一生勤奮好學，思想敏銳，敢為人先，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開拓進取，勇于創(chuàng)新的寶貴精神財富。

        他提出“革命三策”，創(chuàng)新反清方略。1910年2月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后，面對反清武裝斗爭屢舉屢敗。宋教仁在對革命形勢進行全面審察，對革命方略進行重新思考后，提出了將革命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的主張，并極力推行，這年8月在東京召開的部分同盟會骨干會上提出的“革命三策”，把“就沿江各省同時并舉，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作為最佳策略。宋教仁的主張得到了革命黨人的一致認同，并建立了革命領導機關——同盟會中部總會。隨著革命形勢風起云涌，反清志士浴血奮戰(zhàn)，最終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體制的國家——中華民國。

        他設計共和藍圖，創(chuàng)新治國政制。宋教仁在革命黨人中最具遠見卓識，早在革命之初便開始思考未來國家政權建設問題，在潛心研究歐美政治制度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以政黨內閣制為中心的共和國家制度設計方案，雖在南京臨時政府建立時與孫中山主張的總統(tǒng)制意見相左，未被采用，并遭到誤解，但依然堅持，最后得到認同，寫進“臨時約法”。

        他晾曬“三公”經費，創(chuàng)新廉政方式。1912年4月宋教仁出任北京臨時政府農林總長，6月8日即在第39號政府公報刊登《農林部咨財政部5月份決算清冊》將農林部當月各項收支明細公諸于眾，首開政府機關財務公開之先河，力倡政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他首倡普及教育，創(chuàng)新教育理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幾千年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奉行的教育經典。宋教仁卻反其道而行之，尚在“大局初定之秋，百廢待興之時”，就明確提出，要普及國民教育，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享有平等教育之權利。在中國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普及教育問題，并將其列入國民黨的十大政策主張之中，同時身體力行，積極推動。

         創(chuàng)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fā)展的動力。為了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就要弘揚宋教仁的這種敢為人先的創(chuàng)新精神，要保持求真務實、銳意進取的工作作風，堅定在工作中不斷創(chuàng)新的信心；要有敢于接受失敗、奪取成功的勇氣和毅力；要不斷加強對新知識、新業(yè)務的學習，努力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和創(chuàng)新能力。

一塵不染的清廉精神

        他勤政廉政，身體力行。宋教仁認為：“為國服務，本非權利，共和國之職事，非專制國之官爵可比”。 1912年4月任北京政府農林總長時即在《民立報》連登兩天“宋教仁啟事：‘鄙人以菲才承乏農部，為國服務，深恐用人行政不得其當。部中職員量材任用，一切干謁概行謝絕……所望親知故舊，曲加體諒，不事無謂之請托，以杜夤緣奔竟之風……’。”其勤政廉政之用心可謂良苦。

        他辦事透明，接受監(jiān)督。任農林總長兩月后的1912年6月18日第39號《政府公報》刊出《農林部咨財政部5月份決算清冊》，將農林部各項收支細列，一目了然。史學家贊嘆：宋氏長農部三月，不僅多有建樹，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他樹立了公開透明、廉潔行政的風氣。第39號《政府公報》是民初北京政府唯一特例，首開中國政府機關財務公開先河。

        他拒絕利誘，甘守清貧。1912年10月回鄉(xiāng)省親，袁世凱饋贈現(xiàn)金支票50萬元，他分文不動，完璧歸趙，并附信婉拒：“……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賜五十萬元，實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娛，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壁，伏祈鑒原”。其廉政美名，世代傳頌。今天，我們大力開展黨風廉政建設，打造廉潔桃源，就是要傳承宋先生勤政廉潔、甘于清苦的優(yōu)秀品質，要求我們的黨員干部在對待錢物上不貪不占，在對待權力上不以權謀私，在對待名利上要淡名輕利，在選人用人上要任人唯賢，在遵守紀律上要令行禁止。時時刻刻做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廉潔自律是黨和人民對黨員干部的最起碼的要求，一個信仰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仁人志士能做到，何況我們是信仰共產主義理想的共產黨員呢？

高瞻遠矚的重教精神

        作為一名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宋教仁非常重視教育，認為“強國之要，學戰(zhàn)為先”。代草《國民黨大政見》時提出“教育為立國之本，振興之道，不可稍緩”。在他短暫的一生中雖未任職教育界，但對教育多有主張，大有建樹。

        他對教育改革非常推崇。1902年20歲的宋教仁投考武昌文普通學堂途經長沙，即上書湖南巡撫，請改城南、求忠書院為新式學堂，指陳利害，言詞懇切，得到當局賞識采納。湖南新式教育的興起“宋氏功不可沒”。

        他對興辦教育非常重視。1912年民國初創(chuàng)，百廢待興。宋教仁主掌法制，負責“繪制共和國藍圖”，深知“措國家于磐石，端賴賢豪；范人士于火錘，全資教育”。于是他說服湘督捐資2萬親自創(chuàng)辦民初第一所大學——江漢大學。

        他對家鄉(xiāng)教育尤為關注。創(chuàng)辦鄉(xiāng)小，惠澤故園。1906年流亡在日本的宋教仁寄信托咐家人創(chuàng)辦桃源第一所鄉(xiāng)村小學——淥溪小學堂（今漁父完?。魂惽榭h府，倡辦一中。1907年寫信向桃源知縣陳情，得準創(chuàng)辦桃源官立中學堂（今一中）；折中眾議，定址桃?guī)煛?912年平息二女師（今桃?guī)煟┻x址之爭，定址桃源并蒞臨開辦演講，親定公、誠、勤、儉之校訓。百年來，“縣民教子，常以漁父作典范，學子課業(yè)，多用宋公為榜樣”。如今桃源這個百萬人口的老區(qū)縣，早已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高出全國一年多，并以“基礎教育扎實，學生素質高超”而備受全國重點高校關注。飲水思源，不忘根本，桃源教育事業(yè)的跨越發(fā)展，實與宋教仁當年的奠基和重視密不可分。今后，我們更要始終堅持教育強縣發(fā)展戰(zhàn)略，扎實推進教育改革，著力破解發(fā)展難題，在夯實教育基礎、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公平上不斷加力奮進，營造尊師重教的濃厚氛圍，不斷加快教育強縣發(fā)展進程。

         縱觀宋教仁短暫而光輝的一生，正是因為這些精神的支撐，他成才、成名、成家，成就了一生偉業(yè)；也正是這些精神的作用，他做人、做事、做官，成了世人的楷模。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宋先生的求知、革命、愛國、法治、創(chuàng)新、清廉和重教的精神，將激勵炎黃子孫發(fā)奮圖強，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xiàn)代化強國。

       (作者系‍中共桃源縣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