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精神，是民族自立自強的骨髓，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精華。古往今來,無數(shù)愛國志士，為挽救國家危亡，實現(xiàn)民族復興，奔走奮斗，英勇獻身，贏得了人們永遠的崇敬。

在中華古今愛國英雄中，要數(shù)近代著名愛國政治家宋教仁最為典型。他從小愛國，終身報國，以無數(shù)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義舉，詮釋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經(jīng)典，成為世人傳頌的愛國典范。

從小立志報國

        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慘敗。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派遣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簽訂割讓臺灣同時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萬萬兩的《馬關條約》。當時年僅十三歲的宋教仁，聽方欞先生講述這一喪權辱國的消息后悲憤不已，為之“痛哭流涕者累日”。爾后便拍案而起，憤然道：“我堂堂中華，乃為蕞爾島夷所欺凌！”旋即便展紙磨墨，賦詩泄憤：“要當慷慨煮黃海，手挽倭頭入漢關……”方先生見了非常贊賞，尾批“忠義之氣，勢吞胡羯，中華復興，指日可待”。作為獎賞和鼓勵，方先生送給宋教仁一把印有中國地圖的折骨扇。這是宋教仁憑生第一次見到祖國版圖，對這一珍貴獎賞，愛不釋手，“昕夕展玩”，時常凝望沉思，想著日后如果報效祖國，振興中華。

         甲午戰(zhàn)敗，沙俄趁機旁火打劫，借口“共同防御日本”，賄賂使臣李鴻章誘逼清政府與其簽訂《中俄密約》，借此強筑中東鐵路，得以進一步入侵我國東北三省。1901年，宋教仁到常德參加童生府試，考題是一篇策論：《晉通吳以制楚，卒為東諸侯之患論》，宋教仁借題發(fā)揮，影射和痛斥西太后與賣國賊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妄想“聯(lián)俄制日”，結果引狼入室，禍國殃民。他在論述中開門見山地寫道：“甚矣，以夷攻夷之說之謬也！”最后寫道：“當不惜殺一人（指李鴻章）以謝四萬萬之同胞；當不惜殺一人（指西太后）以安萬世之天下”。道明了愛國者的心聲，引發(fā)了進步人士的共鳴。閱卷人朱筆眉批：“痛快、痛快！奇才、奇才！”主考官也極為贊賞，擬推為首卷，因有人作梗，更擔心引起文字獄，只得違心屈才以第八名補博士弟子員。宋教仁的愛國宏論很快傳遍常德，倍受稱道。

挺身護衛(wèi)尊嚴

       為了挽救國家危亡，實現(xiàn)民族復興，1904年12月宋教仁東渡日本。1905年初，在東京創(chuàng)辦了《二十世紀之那》，在創(chuàng)刊宣言中他明確昭示：“是則吾人之主義，可大書而特書曰：愛國主義。”愛國主義貫穿于宋教仁短暫光輝的一生，煥發(fā)出無數(shù)驚人的異彩。

       1905年7月9日晚，宋教仁與同學胡瑛、郭之奇同去東京和強樂堂觀看活動寫真（無聲電影）。剛購票準備入場，忽覺場內喧鬧異常，急入觀之原來是樂堂放映中國婦女丑態(tài)影像，一些無恥的日本人拍手淫笑，一些憤慨的中國留學生群起喧嘩，憤然退場。宋教仁轉身退到門口，“將回，既而思諸人該散，無以善后”。立即停下來，對同去的兩位同學說：我們不能就這樣回去了事，讓日本人丑化我們中國人而不管不顧。于是三人“同站立該堂門口，凡有中國人來觀，該說明其故，戒其莫入”。樂堂管事見宋教仁等攪黃了他們的生意，跑過來大聲呵斥，宋教仁冷冷地用日語回駁道：“日本不是號稱人民自由的國家嗎？我們同胞在這里相互言語難道違犯了貴國的法紀？”管事無言以對，只得呆在那里聽之任之。宋教仁還請后來加入勸導的陜西留學生潘會文回去寫來一張《勸告書》：“華人同胞請注意：樂堂放映支那婦人丑態(tài)，損我中華民族尊嚴，奉勸諸君莫入觀看。”貼在樂堂售票處旁。樂堂管事不許貼，伸手欲撕《勸告書》，宋教仁怒目而視，與之理論，管事辯不過宋教仁，叫來館主，館主忙將宋教仁等人請入貴賓室，賠著笑臉敬上香茶，低頭彎腰道歉說：“今天這件事很對不起，我們以后會注意，還請各位海涵，勸告書就請不要貼了，不要影響我們樂堂的名譽。宋教仁立即回敬道：“貴君演寫真有自由權，雖如何出吾國丑，吾不能干涉之；則吾等禁戒吾國人不來看，亦有自由權，雖貴國政府亦不能干涉之。”駁得館主啞口無言。身在異國他鄉(xiāng)，宋教仁不畏強勢，維護民族尊嚴，深深地感動了國外華人。也迫使以華人為主要客源的和強樂堂收斂了許多，不敢公開放映此類片子了。

        宋教仁在早稻田大學讀預科時，曾與同鄉(xiāng)李某合租一房。李某性格驕燥，蠻橫無理，經(jīng)常與宋教仁吵鬧，時而無端發(fā)脾氣。宋教仁念他是同鄉(xiāng)，處處忍讓，不與他計較。一天，為點小事，李某將宋教仁猛推一掌。宋教仁冷不設防，額頭撞在墻棱上，破了很大一道口，頓時鮮血直流，趕緊用手捂著去診所包扎。房東見了覺得李某太過份便報了警。宋教仁從診所包扎后回到住所，見兩名日警正準備把李某帶走，急忙上前挽住二十世紀之初，清庭朽敗沒落，國家積貧積弱，列強入侵蠶食，人民苦不甚言，年青的宋教仁心憂如。1905年2月，宋教仁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發(fā)表《漢族侵略史·敘例》，文中大聲疾呼：“吾四萬萬尊祖敬宗之同胞手，起！起??！起！??！二十世紀之中國，將賴汝為還魂返魄之國，還汝為自由獨立之尊神，汝老者壯者少者幼者，其勉乎哉！其勉乎哉！汝毋漠視焉，旁觀焉，再遺汝祖宗所造光榮之歷史羞也”。喚醒國民救亡御侮，振興中華。

        1906年1月8日，宋教仁早起閱報，看到一則消息報道：南洋荷蘭殖民地——印渡群島之合列伯司島三十多萬華僑，受當?shù)毓倮襞按?，清政府聽之任之，華僑不堪受辱，意欲加入日本國藉以求其庇護。僑領陳福祿“乃親至日本，求日政府將容之，但日人以格于國際慣例，尚未許也”。陳福祿仍度留日本，拜訪政要，意欲再次申請……宋教仁得知百感交集，痛心疾首，當晚寫出時評《南洋華人求入日本藉》用勥齋的筆名發(fā)表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二號上。文章首先分析了南洋僑胞受虐乃因自己的國家落后無能所至，指出“以無國力無群智之僑民，與文明強有力者相遇，終不能不居于屈辱之地位”，接著對清政府麻木不仁甚至助紂為虐的態(tài)度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嚴勵地斥責，“然茍彼政府者或稍稍垂念此無告之民，施其保護之策焉，則雖不能與之并駕齊驅，亦當不致受奴隸牛馬之虐待；乃其所為適成反比例，平日既以防家奴媚鄰友為政策……何有于區(qū)區(qū)無關痛癢之僑民耶”。然后指出：“夫人孰不知愛國，然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亦人情所常有矣，我同胞固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后為此者也。”對受辱無告病急亂投醫(yī)的南洋僑胞表示出極大的同情和理解。緊接著宋教仁筆鋒一轉“吾對于吾同胞亦有不能不一言者？曰：‘寧可亡國，不可忘國’。夫吾同胞之祖國為何國乎？加吾同胞以虐待者為何人乎？使外人所以能加吾同胞以虐待者又為何人乎？我同胞何不思之甚耶？”在這一連串發(fā)人深省的提問之后，宋教仁以猶太人為例，言辭懇切，語重心長地說：“猶太人者，亡國之遺民也，散居世界，無處不受虐待，然猶能互相聯(lián)結，越國響應，且有聲言恢復祖國者焉，至今猶不失為有名譽之民族也。”??難道我們真能忘記祖國“四百余州錦繡莊嚴之山河”忍心“玷污中華民族四千余年神圣光榮之歷史”而不如猶太人嗎？

        陳福祿等人在《民報》上看到了宋教仁的這篇文章，心靈深處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不禁“潸然淚下”，愧悔難當。即刻打消了求入日本籍的念頭，回到了南洋。

        為了激發(fā)華人的愛國熱情，1906年1月22日宋教仁在《民報》再次發(fā)表時評《尼夫阿利亞之獨立》，文章首先介紹了尼夫阿利亞的歷史沿革：“尼夫阿利亞者，西俄羅斯之一州也……土地不過三十萬方里，人口僅約二百余萬。當十三世紀間，原為獨立之公國，至十四世紀中，合并于波蘭。厥后波蘭分割，尼夫阿利亞遂為俄羅斯之領土。……而尼亞阿利亞人素以恢復祖國爭回自由為念”堅持不懈地開展民族獨立斗，終于在1905年12月27日取得了勝利。接著宋教仁在文中摘抄了1905年12月6日至27日英國倫敦、德國柏林和美國華盛頓電訊中有關尼夫阿利亞人民奮起反抗，爭取民族獨立斗爭過程的報道，對于尼夫阿利亞人民的勝利，宋教仁感慨良多：“吾人對于尼夫阿利亞，吾但知手舞足蹈表極端之同情，為之高呼萬歲，且自愧不如”。他發(fā)表評論說：“夫生于天地間，而能成為一民族者，皆具有特別優(yōu)異之精神與獨立不羈之資格者也，使不幸而為他民族所征服所支配，則此民族者，毋寧亡盡，無孑遺焉，皆不可不出萬死以力圖恢復者也，即無所成就，亦不失為世界上名譽光榮之民族”。意思是說，一個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有自強不息與獨立自主的精神，特別是不幸被殖民者奴役的民族，只要沒有被滅絕，就不能不出萬死之力以救亡，即便失敗，也會為世人崇敬。

        由尼夫阿利亞人民的勝利，宋教仁斷言：二十世紀，將是“民族主義將成功結殘局之時期”也將是“被征服民族焉征服民族起最慘猛激烈之競爭而無有已之時期”。??在對世界大勢發(fā)展作出這一精準判斷之后，宋教仁振臂疾呼：正面臨亡國滅種威脅情同尼夫阿利亞，而國土，人民等“則百千倍于尼夫阿利亞”的中華民族，應該趕快覺醒，奮袂而起，推翻封建王朝，驅逐列強，讓古老的中華民族崛起于強邦之林，屹立于世界東方。

揭批列強陰謀

       年青的宋教仁以一介平民對列強環(huán)向入侵、瓜分中國的陰謀洞若觀火，心憂如焚。1905年至1911六年間先后發(fā)表揭露判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陰謀的時評、政論文章數(shù)十篇。尤其是對沙俄的侵略野心，宋教仁時刻戒備，先后發(fā)表揭露沙俄侵略中國陰謀的文章十多篇。1905年5月沙俄趁新疆回民滋事之機，出兵入侵伊犁，不理新疆巡撫阻止，強筑營房，意謀久據(jù)。1905年6月24日，宋教仁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用公明的筆名發(fā)表時評《西方第二之滿洲問題》，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夫俄人者，慣以貪狠狡獪之手段侵占人土地者也。其對于新疆也，日思乘間伺隙實行占入……既得進步三階，必起望蜀之念”??宋教仁預警這次事件將很有可能演變成“西方第二之滿州問題”，敬告國人要高度警惕。

        1905年8月23日，宋教仁閱報獲悉俄使署曾派人赴蒙古查勘礦苗，近日又派員進京謀承辦蒙古礦產(chǎn)。宋教仁馬上意識到俄國人的掠奪陰謀，當晚作《俄人運動蒙古礦產(chǎn)》時評一篇在《醒獅》一期（1905年9月）發(fā)表，揭穿沙俄的陰謀，“蓋俄人者，視蒙古為其第二之滿州者也。自遼海戰(zhàn)云日劇，俄人滿州之經(jīng)營已如夢幻，如冰泡，而其勃勃之野心仍發(fā)奇癢，不能自抑，乃掉頭而向蒙古方面，以為亡羊獲免之計；又因時機未熟，不能即為軍事上之侵略，則不得不用吸取主義，布宗教、擴商務，謀攬鐵道，私購土地，種種方法，不一而足，而攫得礦山采掘權，亦其一端，故尤極力設法運動之。噫，俄人之野心誠可畏哉！”?? 1911年2月法國、德國報紙相繼報道俄國要求與中國修訂商約，議設蒙古各地領事，要挾百端揚言發(fā)兵。蒙古危亡凸現(xiàn)。2月10日宋教仁在《民立報》發(fā)表時評《蒙古之禍源篇》，揭露沙俄謀我蒙古由來已久，“俄人之窺向蒙古，不自近日始也，而其謀之專，行之急，則于近日為尤甚。”??這次步步緊逼，禍源在于日俄爭奪在華利益與俄國擴張野心龐漲。“日本既得南滿，尚猶以為未足，時有窺向東蒙古之心，尤為俄人所忌，故俄人茍攫蒙古而有之，則東可以抵制日本，南可越長城而席卷中原，極東政策，可期大成矣。”??警醒國人須察其陰謀而籌救亡之策。

        對俄人借口改約“跋扈飛揚”“要索百端”，清政府束手無策，一再退讓，宋教仁緊接著于2月20日又在《民立報》發(fā)表長篇時論《二百年來之俄患篇》。洋洋兩萬言“據(jù)國際法之理以論斷俄人要索之不當，并以發(fā)其對于蒙古之政策之狡謀，以警告國人”??文中首先列舉俄人十八個條約的主要條款，而后予以分類分析，指出咸豐八年中俄《暖琿條約》及其以后簽訂的十一個條約均為不平等條約。對俄人當時提出改約的六項要求，宋教仁運用國際法逐一予以駁斥或補正。在另一篇題為《討俄橫議》的時評中，宋教仁更為明確地指斥俄人“要索之條件，大都違約背法，已不俟論，即其要索之形式，已是不法之舉，欺吾太甚，足令人發(fā)指，目眥盡裂者也”。然后指明：“俄人此次對于蒙古、新疆之舉動，其蓄意深而規(guī)劃甚巨，其目的所在，要不外乎欲握蒙古、新疆之政治勢力、經(jīng)濟勢力，以圖展其極東政策、中東政策之雄略，蓋圣彼得堡諸政治家處心積慮者，已非一日”他警醒國人與當局：“今而后，吾知黃河以北，皆將有不能高枕之勢……當局諸公固可不慎重將事也哉！”作為一介平民，足見宋教仁憂國憂民之用心良苦。

        宋教仁對日本的侵略野心猶為警惕。他先后寫了多篇近十萬字的文章揭露的日本的侵華陰謀。在《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中，宋教仁揭示：“日本者，自古及今，以并吞東亞為遺傳之國是者也。蓋其為國，僻處東海，僅有火山島數(shù)四，往往不能自贍給。其國人自漢魏以來，濡染諸夏文化，凡國家制度、社會生活、皆力圖上進，不欲故步自封，而瞻望吾中原大陸，河山錦繡，文物燦爛，有如天國，固不得不起垂涎之念；且其民族夙具島國根性，輕漂嗜利，尚武喜動，不能恒遠安于坐守，故自中古以降，其國之君若民，無日不以侵掠國外為事”。扇動朝鮮內亂乘機入侵，挑起甲午戰(zhàn)爭強占我國臺灣，制造“間島”事端滲透我國南滿……“甲午后數(shù)年間中國之衰狀……日本實為首禍”。在透析日本的民族特性與所作所為之后，宋教仁作出明確論斷：“其有假同洲同種之誼，懷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窺吾間，以數(shù)數(shù)謀我者，此則真為東亞禍源唯一之主原因。吾中國既往將來之大敵國，吾人不可不知之，且不可不記憶之也。所云為何？則日本是已”。指斥日本，警示國人，宋教仁的見解實在英明。一部中國近代血淚史，正好印證了宋教仁當年這一天才論斷。

         對英、美、德、法等列強的侵略陰謀，宋教仁也明察秋毫，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先后發(fā)表了《滇西之禍源篇》與《故紙堆中滇人淚》等時評政論，揭示了英國侵占我云南片馬地區(qū)的陰謀內幕及全部過程的事實真象。

         庚子之役后，列強合謀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美國則主張領土保全，門戶開放，似覺不同于日俄，宋教仁在《東亞最近二十年時局論》中揭示道：其實是它“知當時分割中國之不利，欲暫存置之以為后圖”并揭其老底：“夫煸動人國之內亂，因乘其敝，遂據(jù)而有之，此美人所以滅菲律賓也”告誡國人不要被美國“友好”的假象所蒙弊。在這篇文章中，宋教仁揭露合謀瓜分中國：“首為德國，以殺二教士之故，突然據(jù)膠州灣，終租借之，且協(xié)吾國與訂山東不割讓他國之約……次為法國，租借廣州灣，并訂云南，兩廣不割讓他國之約……弱小如意大利，亦覬覦三門灣而未果。”指明列強沒有一個不懷之我之心的。國人唯有奮起自強，方可免受亡國之災。

捍衛(wèi)“間島”主權

        1907年4月，宋教仁赴東北聯(lián)絡馬俠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意外得知“中國滿州與日屬韓國接壤之處，有一大地域（東西四百里，南北四百七十里，大小略等臺灣）名曰：‘間島’Kanto，原為中國領土已久。近日本忽生異議，謂其地當屬韓。其駐韓統(tǒng)監(jiān)府于去歲七月（清光緒三十三年）遣陸軍大佐齋滕季治郎率僚屬憲兵往其地，設統(tǒng)監(jiān)府間島派出所，以保護韓民為名，實欲據(jù)而有之。 “時清政府驚愕抗議” 但面對日本蓄謀已久，以強勢武力的突然發(fā)難及由其浪人組織“長白山會”在此地陰謀活動數(shù)年制造的種種偽證，又不知所措，處置失當。宋教仁深感事態(tài)嚴重。“大之將起瓜分之漸，小之亦招失地之羞，危急存亡，間不容發(fā)”。 預感國土淪喪危機，宋教仁毅然改變初衷。假扮日本浪人，化名貞村打入“長白山會”偵獲日人偽證；又冒生命危險（其因反清革命列為朝庭欽犯正受追捕）深入實地調查獲取實證；查閱中、俄、日、韓四國百多種典藉，搜取相關文獻資料。耗費近半年功夫，著成《間島問題》一書。運用國際法知識與文獻資料對有關間島主權歷史、自然地勢和境界條約進行了周詳?shù)卣撌觥?/p>

        在論證間島主權歷史時，他列舉了中國的《唐史》、《遼史》、《金史》、《吉林通志》、《大明一統(tǒng)志》；朝鮮韓致淵的《海東繹史》（“是間島為通古斯人地見諸史藉之始”。）鄭麟趾的《高麗史》、《大韓疆域考》；日本吉田東伍的《日韓古史斷》、小滕文次郎的《韓滿境界私考》等46種古代文獻資料的相關記述，論證了“間島之領土主權，自唐中葉迄于明末，即屬通古斯人之傳來取得者，自明末迄于間島問題之起，即屬于通古斯人之清國傳來取得者，不特與朝鮮國絕無關系，即與朝鮮民族亦無絲毫之關系也。”

        闡述間島自然地勢時，他列舉中國的《吉林通志》、俄國的《滿州通志》、朝鮮的《通文館志》、《大東輿地圖》日本矢津昌禮的《韓國地理》、參謀本部的《滿州地志》等十三種文獻資料論證了鴨綠江、豆?jié)M江（圖門江）實為中韓天然境界，雖有韓民越江墾殖謀生，但“間島”絕非韓國領土。

      《間島問題》一書，針對日韓的無理要求與制造的各種偽證，宋教仁引用了四國（中、俄、日、韓）93種書證和實地調查取得的大量實證，從學理與法理各個角度無可辯駁地論證了所謂“間島”，歷來都是中國領土，無可爭議。

        日本人探知《間島問題》脫稿信息，深恐落入清朝官員之手，使其陰謀不能得逞。先是勸說宋教仁不要幫助迫害他的政府，同時表示愿出高價購買《間島問題》版權，宋教仁不答應。后又威脅說若不愿與日本合作，就要將其遣返交給清政府處置，宋教仁不理采。毅然將書稿托一位與清政府官員關系密切的同鄉(xiāng)許孝綬轉交給了駐日公使李家駒。清政府得到宋教仁提供的書證，在間島問題交涉中“斥退日人口實。”取得了滿清入關統(tǒng)治中國兩百多年數(shù)十次領土爭端談判唯一完勝，保住了延吉四縣十多萬平方公里國土。

        間島問題解決，袁世凱、那桐等謂宋有大才，奏請慈喜太后赫免其罪，賞四品京堂襄理外交。電令駐日公使致意宋教仁，宋教仁堅決拒絕，致信公使：“某愚不幸，素持與政府立于不兩立之主義。‘間島’問題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諸人昏聘無知，將坐使日人攫取我十數(shù)萬方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對，然國家領土，國民人人當寶愛之。吾人今日未能獲與外國交涉之權。則不得不暫倚政府。又我所悉該問題情事，既較多于公等政府諸人，則尤不宜袖手含默。故費數(shù)月之功，編著《間島問題》一書，發(fā)明該地確為中領之證據(jù)，欲以為政府外交援助。……人各有志，不必相強，惟此心見白于此，則惟行吾志可矣！”

       歷史上諸多愛國英雄如岳飛、鄭成功、林則徐、鄧世昌等，其愛國壯舉，都是肩負重任的職務行為，古今中外，唯有宋教仁的愛國義舉與報國精神，是全憑自覺的義務行為，詮釋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經(jīng)典，成為中外傳頌的愛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