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長期在蠻煙瘴雨的險惡環(huán)境中與清吏周旋

　　云南自古就是個蠻煙瘴雨之地，各式各樣的疔瘡瘰疬，無名腫毒，千百年來危害著人類的健康。早在三國時期諸葛亮南征時，“七月渡瀘，深入不毛，未過十人二三死”，講的還只是滇東北方向的瀘水，如果是滇西南地區(qū)，天氣炎熱，就更被人視為畏途。

　　二十世紀初葉科學不發(fā)達，人們對于很多流行的惡性疾病辨別不清。瘴氣主要是指是瘧疾，人被瘧蚊叮咬后就打擺子，出現(xiàn)周期性寒戰(zhàn)、發(fā)熱、頭痛、出汗和貧血、脾腫大，瘧原蟲寄生在血液中，對人體健康造成巨大危害，死亡率很高。

　　此外，血吸蟲病也是人和動物罹患的常見病之一，因為很多癥狀與瘧疾相似，所以也被籠統(tǒng)地稱為瘴病。在水溝水塘里洗手洗腳時，血吸蟲的尾蚴用吸盤吸附在皮膚上，在數(shù)分鐘內(nèi)即可侵入人體，寄生于肝臟門靜脈系統(tǒng)。使肝臟腫大，肝細胞萎縮、濁腫及灶性壞死；脾臟也腫大，紅細胞、血小板和白細胞減少，肚子又大又漲，其并發(fā)癥是消化道大出血，死亡率很高。

　　黃興、幼伯、子和（黃毓英）、寒甫（杜鐘琦）等人在非常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中奔走，“蝦蟆噓氣，毒霧迷茫。中者輒死，藁葬道旁”，“蠻花扢鳥，凄入心腸，食妨飛蠱，宿畏封狼，縋幽鑿險，跡遍蠻疆”[ 蔡鍔《祭黃武毅公文》，載于云南《天南日報》1912年8月27日。]。

　　不僅如此，宣傳發(fā)動民眾和堅持革命斗爭，還要冒著隨時被清吏抓捕殺害的危險，沒有到過瘴癘之地的人，是體會不到這種嚴酷的。早期在滇西開展革命活動的同盟會員，個個都染上了瘴病，革命先驅(qū)秦鼎彝也是罹患瘴病逝世的。幼伯為革命長期奔走于瘴癘之地，饑渴折磨，露宿風餐，遇險數(shù)次，幾為清吏所擒，又遭受瘴病折磨，乃至十多年后還經(jīng)常“瘴病復(fù)發(fā)”。

　　四、組織麻栗壩起義和滇西起義

　　“幼伯與子和、韓甫等奔走于瘴癘之地，不辭勞瘁，‘清吏嚴緝，四方奔走，幾為所擒者六次’，置饑寒于革命事業(yè)之中而不顧。有時逃于國外，有時活動在滇西各州府，生活極端艱苦，敝衣敗履，或終日不得一飽。他們借開礦為名，廣結(jié)黨人[ 馬德榮《馬幼伯烈士事略》，載《大理州文史資料》第三輯第91頁。]。”同盟會員們在滇西進行著堅持不懈的斗爭：“庚戌（1910）春正月初一日，復(fù)抵下關(guān)，潛身于馬驤家中，中雖有機可乘，苦無槍械[ 佚名《楊秋帆黃子和兩君事實》，原件存云南省圖書館】。]”“又居大理半載，住馬幼伯家，皆日以求志士謀倡義為職志[ 李根源：《故友黃子和烈士傳補》，載1912年10月19日《天南日報》，第6頁。]”

　　馬驤與杜寒甫主持云南邊境麻栗壩的會黨革命事務(wù)，經(jīng)多方奔走運動，起義時機逐漸成熟，旅緬僑商同盟會員羅云武（羅漢彩）愿助萬元購買槍彈，可是具體辦事的人不謹慎，事機不密，械彈均被暹羅（泰國）稅關(guān)扣留。所攜款項，復(fù)分散無余。馬驤與杜寒甫趕到時，已事敗不可收拾。時黃克強也由新加坡赴仰光，同呂志伊密至麻栗壩，睹此情形，皆同聲浩嘆。

　　幼伯與張文光、吳品芳、杜寒甫、黃子和、喻華偉等人經(jīng)過長期的準備，1910年冬天，滇西的革命條件又逐漸成熟，旅緬僑商同盟會員寸尊福愿助數(shù)萬金為革命餉費，杜寒甫到仰光報告呂志伊，呂志伊即約黃興到皎墨與寸協(xié)商，不料英軍突然入侵我國片馬地區(qū)，運滇餉械又被暹邏官吏扣留，起義不得志，只好取消原議。

　　五、昆明辛亥重九起義

　　清末云南全省只有一個師（新軍第十九鎮(zhèn)）的新軍，幼伯與張文光等人在滇西聯(lián)絡(luò)各路哥老會組織，介紹三千多人參加革命，幼伯轉(zhuǎn)移到昆明后又介紹周體仁、蔣文華等青年學生，以及哥老會一千多人參加革命。當時新軍駐昆明的步兵只有兩個團，即第73標和第74標。正中書局出版的《開國戰(zhàn)史》敘述云南辛亥革命的一個關(guān)鍵問題：“馬幼伯張文光入黨，革命遂得哥老會之贊助”，高度評價他們的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黃興到武昌擔任民軍總司令，消息傳到云南，群情激奮。云南經(jīng)過多年的革命斗爭之后，終于10月29日（陰歷9月初9）舉行昆明重九起義，與清軍激戰(zhàn)到第二天終于勝利，11月1日成立大漢云南軍都督府。

　　六、中國首任駐暹羅公使

　　中華民國成立之后，有些具體的事務(wù)仍在暹羅境內(nèi)辦理。因為民國政府有所需要，由僑商同盟會員林定一在暹羅置辦軍裝，暹羅官吏彭玉把運往中國的軍裝截留了，急需有人去交涉。

　　馬驤此時被委以中華民國駐暹羅公使的職銜，他寫信給黃興，并派辦理軍裝事務(wù)的林定一到南京留守府匯報。黃興回信：“幼伯我兄鑒，手書誦悉。林君到滬甚喜。刻因日發(fā)瘧疾不允把晤。為彭玉暹羅截軍裝一事甚小，我大中華國民當能容之，且國基未固，何暇他及。前函以緩答之，敬佩，偉識又駐暹公使一節(jié)，自應(yīng)贊同。此國際上之關(guān)系，如可報政府，亦必照辦也。執(zhí)事來此尚未知矣。病稍痊當約日相晤，□南在此，一切可接談也，此復(fù)即頌。旅安。弟黃興拜。五月三十日”。

此照片為1912年5月30日黃興致馬驤的復(fù)信。有人收藏了這封信，2014年春季拍賣成功，價200700元。

　　截留軍裝之事解決后，馬驤服膺孫中山先生關(guān)于“做大事不做大官”的教導，沒有久駐暹羅，他迅速回到騰沖。他沒有會昆明去當官，而是與杜韓甫和李根澐取道緬甸，乘船經(jīng)南洋，拜謁了孫中山，又到上海南京，探望了病中的黃興，然后到日本留學。

　　在二次革命中，馬驤回到昆明力勸都督蔡鍔反袁未果。1914年5月馬驤創(chuàng)辦《滇聲》日報宣傳民主共和思想，奠定了社會輿論基礎(chǔ)，并發(fā)動滇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加入革命黨的組織“洪華聯(lián)譜”，反對復(fù)辟帝制。馬驤與黃興各自在不同的地區(qū)和崗位上對護國反袁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兩人心靈相通，但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沒有機會經(jīng)常見面。

　　為革命事業(yè)積勞成疾的黃興先生，于1916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逝。世人只知道黃興有胃病，說是因胃病吐血，但他多年在萬山叢中奔走，罹患了瘴病才是最重要的，黃興先生與秦力山、楊振鴻等革命先驅(qū)一樣，是被瘴病的并發(fā)癥消化道大出血奪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