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所生活的時代(1875—1907)是中國新舊思想更迭、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沖突與交融的時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隨夫北上，成為她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重要轉(zhuǎn)折點。據(jù)此，秋瑾的文學創(chuàng)作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在主題與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異。這種文學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變化，也彰顯出近代文化轉(zhuǎn)型期文學所必然發(fā)生的變異。

　　一、秋瑾詩歌的主題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聰慧，加之少時在私塾中接受的傳統(tǒng)教育，助其成為精于詩文的典型的傳統(tǒng)社會才女。1892年，秋瑾隨父親秋壽南遷至湖南，開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國幾個重要的人生階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時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變與飛躍，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態(tài)度和創(chuàng)作主題。l896年，秋瑾遵從父母之命在湖南與富商子弟王廷鈞完婚，這是她居湘期間由閨秀到人婦的生活轉(zhuǎn)折。王家優(yōu)裕的物質(zhì)生活使秋瑾無衣食之憂，并有讀書、交友、賦詩之閑。秋瑾赴京之前的創(chuàng)作形式以詩歌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這時的秋瑾與傳統(tǒng)社會的大多數(shù)女子一樣，被阻隔在社會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達她們閨中寂寞難耐的苦楚。她曾以“閨內(nèi)惟馀燈作伴”、“一點無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詩句表達自己孤獨寂寥的情懷。這類詩歌與大多數(shù)古代女子常見的主題相同。

　　然而，秋瑾天生與眾不同的秉性，使其大量詩作與那些“必然流入‘自娛’與‘閑吟’的私人價值范疇”的“閨秀文學”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古代詩詞有借物詠懷、托物寓意的傳統(tǒng)，在秋瑾這一時期的詠物詩中，傲霜斗寒的松、梅、菊等意象十分常見，她通過吟詠這些雄健、剛毅的文化意象，闡釋了自我“英風傲骨”的性格與品質(zhì)。在“嶺梅開候曉風寒，幾度添衣怕依欄”這樣常見的有感于季節(jié)變化的詩句中，寄予著秋瑾“殘菊猶能傲霜雪，休將白眼對人看”的人生志向，與她對花木蘭、秦良玉等古代女杰的崇拜心理相契合。

　　對古代英雄女杰的歌吟與贊譽，是秋瑾這時期詩歌創(chuàng)作的中心主題，《(芝龕記)題后八章》可堪稱代表。這首詩創(chuàng)作于入湘之初，有感于清人董寅伯所作之傳奇《芝龕記》?！吨愑洝酚涊d了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事跡，她們的功績成為秋瑾抒發(fā)自己人生理想的媒介與載體。此后，花木蘭、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形象不斷出現(xiàn)在秋瑾的詩作中。

　　在中國古代的女性創(chuàng)作中，崇尚古代女杰的主題已有傳統(tǒng)，特別是在彈詞中，女作家們塑造了一系列的巾幗英雄形象。清代的王貞儀曾寫下長詩《題女中丈夫圖》，創(chuàng)作彈詞《金魚緣》的孫德英也有“欲伸世上閨娃志”的意向，但是，她們都沒有秋瑾身體力行地去踐行這般理想的遠大抱負。在秋瑾的詩詞中，她已不似李清照“戚戚慘慘凄凄”那般憐憫自我身世，而是充滿了“自憐風骨難諧俗”(《梅十章》)、“獨立白憐標格異”(《白梅》)、“濁流縱處身原潔”(《獨對次(清明)韻》)等反叛世俗的情緒。

　　秋瑾贊譽古代女杰、反叛世俗性別偏見的思想自然與她的性別有關，與她天性豪爽、剛烈、不妥協(xié)的性格有關，更與男女平權的時代征候有關。“莫重男兒薄女兒”等詩句充分地體現(xiàn)了秋瑾對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不滿。然而，她對男女平等的理解不僅僅停留在家庭生活層面上，更集中地體現(xiàn)在政治層面上。在古代社會，“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向來是男子的責任與權利，女子被拒絕在社會領域之外，無權參與宏大的政治敘事，無以寄托自己的宏圖大志，這正是秋瑾對男權專制文化的最大不滿。一方面，她在“始信英雄亦有雌”、“千秋羞說左寧南”等詩句中，著意凸顯女子立下的功績，通過歷史上兩性人物之間的對比，尋找女子報效國家的現(xiàn)實依據(jù)；另一方面則在“謫來塵世恥為男”、“精忠報國賴紅顏”等詩句中突出表現(xiàn)了她的女權意識。這種潛在的顛覆男性中心歷史的意識已經(jīng)超出了男女平等的基本要求，具有某種現(xiàn)代的女權意識。

　　在那個西風東漸、女性獨立意識萌生的歷史時期，西方平等、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日趨深人。秋瑾在北京從吳芝瑛那里接受了這些思想的影響，同時，她對婚姻的不滿，促成了她以“家庭”為起點的革命道路。

　　秋瑾在《賀新郎·戲賀佩妹合巹》中有“人爭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之旬，表明她的婚姻理想中也有中國傳統(tǒng)的“郎才女貌”的烙印。對于封建時代的男子來講，所謂的“才”，不僅僅是舞文弄墨，而是要通過仕途進入主流社會的政治秩序中。這本身是符合中國封建時代士人理想的。然而，王廷鈞雖有萬貫家財，卻無緣走上科舉之路，與官宦之途無緣。雖然借助金錢的勢力在北京謀得了一個職位，但是，他在官場上的表現(xiàn)并不讓人滿意。王廷均無才同時無德，更讓秋瑾倍感失望。在后期彈詞《精衛(wèi)石》的創(chuàng)作中，秋瑾為黃鞠瑞許配了“大腹賈茍家兒子，恰恰的是個紈绔無賴子弟”而為憾，這何嘗不是她對自我命運的嘆惋!她在寫給兄長秋譽章的信中也明確地表露：“嗚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yè)?名譽當不致如今日，必當出人頭地，以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無受益，而反以終日之氣惱傷此腦筋。”此外，秋瑾的陽剛氣質(zhì)與丈夫的柔弱秉性形成對比，也是家庭矛盾的原因之一，最終促使她毅然決然地出走家庭，東渡日本，而后走上啟蒙與革命的道路。

　　二、啟蒙的文學創(chuàng)作

　　家庭革命、女權的平等意識與反清復明的思想等多重因素對秋瑾東渡日本的抉擇都有影響，而這些富有強烈時代色彩的意識與思想正是近代文化啟蒙的重要內(nèi)容。所謂“啟蒙”(EIllitment)，來源于西語詞源，為“照亮”之意。文化啟蒙是指對于沒有知識、愚昧與蒙蔽的思想意識進行開發(fā)。“婦女在社會上、政治上、教育上有和男子同等之權利與待遇”是當時中國“女權”的基本欲求，也是啟蒙婦女的目標。日本是傳播西方女權思想的中介。在北京已經(jīng)接受女權思想啟蒙的秋瑾，在日本得到了參與啟蒙婦女的機遇。

　　在清末民初開啟民智的強大話語中，提倡白話文成為文化啟蒙的途徑。l897年8月裘廷梁在《中國官音白話報》發(fā)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倡導白話文，試圖使民間社會“合理”的語言交際工具獲得“合法”的地位，以實現(xiàn)語言在啟蒙中的作用。1904年9月，秋瑾到達日本不久，就創(chuàng)辦了《白話》雜志。

　　她認為：“欲圖光復，非普及知識不可”，乃“仿歐美新聞紙之例，以俚俗語為文，……以為婦人孺子之先導。”創(chuàng)辦《白話》是她啟蒙思想的實踐。同時，她也積極參加知識者們組織的演說會、故事會。這些方式是啟蒙民間下層社會的主要方式，這種風氣在國內(nèi)較為盛行，在日本留學生中也比較普遍。發(fā)表在《白話>第一期的《演說的好處》一文，是秋瑾在日本留學生演說練習會上的演說稿。該文列舉了演說的五種好處，其中第三條為：“人人都能聽懂，雖是不識字的婦女、小孩子，都可聽的。”這也是其中最為具體的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