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1875-1907）可以說是晚清最有名的女性革命家，她在組織反清起義失敗后就義于浙江紹興，并留下了“秋雨秋風愁煞人”的絕筆。而她的婚姻生活也一直受到后世的關(guān)注，并有各種不同的解讀。從她的婚姻，我們可以走進她的內(nèi)心世界，探究她的感情生活及其思想變遷。

　　一

　　大家比較熟悉的是秋瑾穿著和服、手持短刀的照片，這成了她的革命寫照，流傳甚廣。但她還有另外一張照片——一個穿著西服男裝的秋瑾，是在北京拍的。跟秋瑾在北京有過交往的一個叫做服部繁子的日本女性，寫過一篇回憶秋瑾的文章，提到了她第一次見到的就是穿著這身男裝的秋瑾：“高高的個頭，蓬松的黑發(fā)梳成西洋式發(fā)型，藍色的鴨舌帽蓋住了半只耳朵；藍色的舊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體，袖頭長得幾乎全部蓋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細手杖，肥大的褲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著一條綠色的領(lǐng)帶。”由此可以想象，秋瑾的這副打扮在當時很另類。我看過很多秋瑾的照片，這張給我的印象最深，其他照片的表情都非常嚴肅，只有這張是笑嘻嘻的。從這張照片可以知道，秋瑾在北京已經(jīng)開始穿男裝。服部繁子剛見到她時，甚至還弄不清她的性別，以為是一位俊俏的男子。改穿男裝對于秋瑾就成了一個標志。接著，秋瑾把原來穿戴的女裝，如裙子、繡花鞋送給了她的結(jié)拜姐妹吳芝瑛，說是改穿男裝后，這些女裝沒用了，因此送給她做個紀念。當時秋瑾要到日本留學，也算是送給吳芝瑛的一份禮物。在我看來，穿男裝的意義，是秋瑾對傳統(tǒng)的男尊女卑社會風習的一種挑戰(zhàn)和抗爭。

　　有人記述，她出門跟一般的女性不一樣。別的女子都坐在轎子中，把簾子放下來，不能給別人看見的。秋瑾卻跨坐在車轅上，手里拿著一本書，還穿著一身男裝，經(jīng)過街市的時候就顯得非常引人注目。記述她在北京出行狀況的人說，秋瑾是名士派頭。這個理解也沒有錯。不過我覺得，秋瑾的姿態(tài)更多表現(xiàn)了她在北京時期女性意識的覺醒，她有意識地突破了所謂女子應(yīng)該藏在深閨、不能輕易拋頭露面的禮防。

　　二

　　說到秋瑾的婚姻，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她在湖南湘潭和當?shù)匾粋€有錢人家的子弟結(jié)婚了，丈夫叫王子芳，字廷鈞。這樁婚姻是由父母包辦的，當時她的父親在湖南做官。秋瑾對自己的婚姻始終不滿意。她在湖南時寫了很多詩，這些詩讀起來跟那些傳統(tǒng)的閨怨詩也沒有太大的差別。在那些思親詩中，特別突出地表達了秋瑾對家人深切的懷念。有些詩寫得聲淚俱下，比如有一首詩寫她剛剛和家人分離：“昨宵猶是在親前，今日相思隔楚天。”這里的“親”不是指她丈夫，而是她的父母和兄妹，說昨天我還和你們在一起，今天已經(jīng)遠隔萬里。“獨上曝衣樓上望，一回屈指一潸然”，說的是獨自在曬衣臺上，不斷地計算和親人分別幾天了，想起來就要哭一場。從這些詩句來看，秋瑾在丈夫家中覺得非常寂寞、非常孤獨，完全沒有幸福的感覺。

　　通過閱讀這些閨怨詩，可以看出秋瑾對婚姻隱約的不滿。而到了北京以后，這種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在湖南時，秋瑾已經(jīng)有了所謂“女才子”之名?？梢韵胂?，如果秋瑾不來京城，她或許會像古代的許多才女那樣，作了很多詩詞，留名于世；雖然對婚姻感覺不好，也可能夫妻終身廝守。這樣，來到京城，可以說是她人生的轉(zhuǎn)折。

　　到北京后，秋瑾結(jié)識了許多新派人物，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吳芝瑛?，F(xiàn)在我們可能是因為秋瑾而知道吳芝瑛，但當時吳的名氣遠遠大于秋瑾。在京城中，吳芝瑛是個很有名的女性，她的書法非常好，據(jù)說連慈禧太后都很欣賞。吳芝瑛和秋瑾的丈夫同是戶部官員，兩家又住得很近，她們因此幾乎每天都要見面，所以后來才會有結(jié)拜姐妹的事情。通過吳芝瑛，秋瑾結(jié)識了許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

　　而她對王子芳的不滿，則受到了當時京城中正在流行的男女平權(quán)思想的影響，原先在湖南時那種隱藏的矛盾，到了京城后就更進一步地表現(xiàn)出來了。不滿其實有它最初的根基。秋瑾的家庭狀況和王子芳差別很大。王的祖父靠著跟曾國藩征討太平天國發(fā)了財，后來開了很多當鋪，家中很有錢。王子芳是家里最小的兒子。當然，從一些資料可以看出來，他也不完全是不學無術(shù)之徒，曾在長沙岳麓書院讀過書。只不過在秋瑾看來，王家是個沒有文化氣息的商人家庭，利欲熏心。而秋家不一樣，秋瑾從祖父到父親，都是以讀書人的身份進入官場。所以，這樣一種家庭背景的不同，包括家庭經(jīng)濟地位的差別，使得秋瑾在王家始終感到壓抑。她后來講到王子芳，用了許多現(xiàn)在看來比較“惡毒”的說法，說他有很多惡行，如何不講情義、不講信用、吃喝嫖賭、欺負親戚，等等。這里的“欺負親戚”，我們可以想見，主要是由經(jīng)濟地位造成的不平等，讓秋瑾感到被歧視。她筆下的王子芳，整個一副丑惡的紈绔子弟嘴臉。這樣一種描述在研究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文學作品往往把王子芳刻畫成一個荒唐、專橫的惡少。

　　但這樣一種描寫是不是很準確呢？我們可以找到另外一方面的材料。服部繁子的丈夫服部宇之吉是當時京師大學堂的日文教師。1902年，吳芝瑛的伯父吳汝倫因為要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去日本考察時，和即將來北京的服部宇之吉見過面。他把侄女介紹給服部繁子，服部繁子也是通過吳芝瑛認識秋瑾的。因為服部繁子見過秋瑾的丈夫，所以是能夠?qū)ν踝臃甲龀雒鑼懞陀浭龅娜恕?/p>

　　服部繁子寫到秋瑾丈夫給她的第一印象是，長得很年輕，白臉皮，“一看就是那種可憐巴巴的、溫順的青年”。這與秋瑾信中描述的王子芳判若兩人。服部繁子還寫到，王子芳專門去拜訪過她，請求她答應(yīng)帶秋瑾到日本去留學。服部繁子甚至覺得，如果當時她不答應(yīng)，王子芳回到家里可能就會受到“家庭女神”的懲罰。她最后一次見到王子芳是在永定門火車站，王子芳送秋瑾乘火車去天津，再乘船到日本。她看到王子芳帶著兩個孩子來送行，還叮囑秋瑾要保重、到日本要來信等等，很像一個模范丈夫。這是服部繁子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