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詠古以自況，在詩中表達得明白無誤。東晉才女謝道韞以“未若柳絮因風起”一句喻雪之輕柔，勝過堂兄謝朗“撒鹽空中差可擬”的質實，遂成才思敏捷的佳話。但秋詩夸贊謝女的才華出眾，重心卻落在同情其婚姻的不般配。劉義慶《世說新語》既于《言語》篇記謝道韞之詠絮才，又在《賢媛》篇錄其“天壤王郎”的故事：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凝之出身名門，父乃王羲之，照謝安的說法，本人資質也不差。不過，因謝道韞從小生活在一門人才濟濟的大家族中，提起自家的叔父、兄弟，都是并世少見的出類拔萃人物，眼界既高，丈夫王凝之自不能令其滿意。不承想天地間竟還有王郎這一等人的說法語氣，已充分傳達出謝道韞對丈夫的鄙夷不屑與對婚姻的極度失望。于是，從才學考慮，秋瑾以為謝道韞若能嫁給南朝才子鮑照，方無遺恨。其實，詩人并非專為古人抱憾，異代隔世、門第懸殊的謝鮑聯(lián)姻在現(xiàn)實中既絕無可能，此種設想因而只是表達了秋瑾個人的心事，即才女與才子結合的婚姻愿望。詩中隱身未出的不如意的女婿“王郎”，毫無疑問，實指其丈夫王子芳。

　　與之相對應，謝道韞則顯然為秋瑾之自擬。道韞最受世人推重處在才智，秋瑾也以才華自負，故常從此落筆，借以自許、許人。詠雪詞，固然忘不了一提“謝家嬌女，正笑倚欄干，欲拈麗句”的現(xiàn)成典故;愁雨詩，也要以之替換多情皇帝唐玄宗，而自寫情懷：“最是淋鈴聞不得，謝娘減盡舊腰肢。”在秋瑾筆下，謝道韞便是才女的代稱，若轉贈他人，亦屬惺惺相惜的最高稱譽。得其“麗句天生謝道韞”之贊的徐小淑，即為秋瑾最喜愛的女弟子，絕命書的受托人。愛屋及烏，“謝庭”“謝家”也作為人才薈萃之地，為秋瑾所樂道。

　　一般人印象中，謝道韞只是位才學過人的聰明女子，這當然得益于《世說新語》的傳神筆墨。而如果一并閱讀了《晉書·列女傳》本傳，便會發(fā)覺，謝女原來還有膽力非凡的另一面。文人多半限于坐而論道，謝道韞以一介弱女子，偏有勇氣抽刀殺人：

　　及遭孫恩之亂，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shù)人，乃被虜。

　　其氣概剛烈，氣度雍容，“毒虐”如孫恩，亦“為之改容”敬服。有此緣由，生性豪俠如秋瑾，對謝道韞自可更增一份親近感。寫作用以警醒女界的彈詞《精衛(wèi)石》，被派遣下凡“整頓舊江山”的女仙行列中，于是也少不了“舌辯臨風道韞才”。盡管所取為《晉書》記其能言善辯事，夫君弟王獻之與人論說“詞理將屈”時，道韞“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而“為小郎解圍”，只因聰慧確系謝女最特出處。

　　不過，富文才、具膽量的謝道韞，畢竟有其人生憾事。且由于其人之冠絕一時，而顯得遺憾更深。熟讀前代小說、戲曲的秋瑾，對“郎才女貌”“才子佳人”一類創(chuàng)作套路本已了如指掌，加以個人的親身體驗，自然對謝氏滿懷同情。而既是心有同感，說起來也難分彼此，痛切傷情。“天壤王郎”這一并非罪大惡極的缺憾，便成為包辦婚姻最不幸的苦果，屢遭秋瑾厲斥。

　　4、知己不逢歸俗子

　　東渡日本后，與革命派人士相接，秋瑾的思想日趨激進;加之因在外留學，費用緊張，與王子芳的經(jīng)濟沖突更形加劇。此時，秋瑾對王氏的感情，已由不滿急轉為痛恨。1905年春，秋瑾曾回國省親，逗留三四個月，卻只回到紹興母家，而未一往京城。在此期間及其后寫給兄長秋譽章的信中，言及王子芳，便咬牙切齒，再無半點情分。1905年6月19日自紹去信曰：

　　子芳之人，行為禽獸之不若，人之無良，莫此為甚!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為彼纂(篡)取，此等人豈可以人格待之哉?彼以待妹為無物，妹此等景況，尚思截取此銀及物，是欲絕我命也。況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一聞此人，令人怒發(fā)沖冠，是可忍，此不可忍!

　　回東京后又去信曰：

　　討取百金，不妨決裂，因彼無禮實甚，天良喪盡，其居心直欲置妹于死地也，目我秋家以為無人。妹已銜之刺骨，當以仇敵相見。

　　從秋瑾信中可知，其赴日后，王子芳“一年之久，未通一函”，不免絕情;秋瑾又誤信“聞早娶婦矣”之說，“仇怨”自然加深。更兼以資財斷絕，最后一絲系聯(lián)亦將無存。至此，秋瑾對王子芳便只剩下了仇恨。語及結局，也每稱“怨毒中人”，而出惡言：或設想“不能自食，則必以一訟取此一兒女家財;不成，則死之而矣”;或囑家人“如后有人問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而經(jīng)由法律程序正式離婚，也已在念中：

　　如彼至京有無禮之舉動行為，吾哥即可藉口彼從前之暴狀及對我父母之無禮種種荒謬之行為，例之今日文明世界，與之開談判離婚。

　　此時回首不如意的往事，經(jīng)過感情的過濾，留在記憶中的也唯有痛苦與憤怒。

　　不必說，留日后的秋瑾與王子芳，無論所思所想還是行為做派，相差已有天淵之別。丈夫仍是一碌碌無為的小京官，妻子卻已成為胸懷革命大志的新派留學生。原有的情不投，再加上道不合，分手勢在必行。何況，在秋瑾，正是英雄氣長、兒女情短，一消一長，也應了古人之言。英杰心事，多半在拯世濟民，青史留名。秋瑾也不例外，前者盡現(xiàn)于東游后所作詩詞中，而與家人書信，則任情吐露了其流芳心愿。王氏既已被秋瑾視作個人婚姻史上的污點，為千秋名譽計，秋瑾也決意與之決裂。因此，在致其兄書中，秋瑾一再提及：

　　妹得有寸進，則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

　　撫心自問，妹亦非下愚者，豈甘與世浮沉，碌碌而終者?水激石則鳴，人激志則宏。他日得于書記中留一名，則平生愿足矣。無使此無天良之人，再出現(xiàn)于妹之名姓間方快。

　　妹近兒女諸情俱無牽掛，所經(jīng)意者，身后萬世名耳;不則寧湮沒無聞，斷不欲此無信義者有污英雄獨立之精神耳。

　　應該承認，秋瑾向往英雄壯舉的豪俠性格，已潛藏著對出名的渴望。而這一欲望轉為強烈，則開始于北上京華。從相當封閉的湖南小城來到人才薈萃的政治中心，得以結識居家左近的吳芝瑛，是秋瑾一生之大幸。吳芝瑛的伯父吳汝綸，在文壇、政界均負盛名。1902年，京師大學堂重新開辦，吳汝綸即被委以總教習之重任。雖因其執(zhí)意先行赴日考察，歸來遽而病逝，未及履任，但在上層社會仍留有深厚的根基。吳芝瑛既得此家聲，本人又多才藝，書法造詣尤深，見重當世，名動京城。秋瑾與吳過從，由莫逆之交到結拜姐妹，也在其引領下，擴大了社交圈。除同鄉(xiāng)、親屬這層舊關系網(wǎng)，更添加了與京中新派名士的交往，如廉泉、傅增湘、江亢虎等，皆為此時相識。秋瑾又積極參與女學堂的籌辦和婦女座談會的活動，同女界名流亦往來密切，拜訪創(chuàng)辦京師衛(wèi)生女學醫(yī)院的廖太夫人邱彬忻，到日人服部繁子家中出席婦女座談會，因而日漸聞名。其名聲也終于傳出京外，英斂之即聽人言，而知“北京亦有一碧城女史，乃姓秋，適王氏者也”。秋瑾日后東渡留學，也存有交結同志的用心。其頻繁出現(xiàn)在各種集會場合，先后參加“三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革命團體，又發(fā)起組織“演說練習會”“實行共愛會”，活躍于眾多社團中，未始與此無關。秋瑾急于尋求救國之方的焦慮，本易同正在留學界蔓延的革命情緒合拍，其“素自豪”的個性，又以鋒芒逼人而引人注目，因此，在留學界也很快出名。

　　已為女中豪杰的秋瑾，對丈夫的平庸與置之不理便再不能容忍，所謂“以國士待我，以國士報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報之”。此時反思當年婚事，也只覺其于個人事業(yè)、名聲有百害而無一利：

　　嗚呼!妹如得佳藕，互相砌磋(此亦古今紅顏薄命之遺憾，至情所共嘆)，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yè)?名譽當不至如今日，必當出人頭地，以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無受益，而反以終日之氣惱傷此腦筋，今日雖稍負時譽，能不問心自愧耶?

　　使得一佳子弟而事，豈隨[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