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政治人物刊發(fā)的電文常見多人聯(lián)合署名的現(xiàn)象，聯(lián)合署名在輿論和聲勢上能夠產(chǎn)生更加廣泛的影響力。孫中山和章太炎聯(lián)合署名刊發(fā)的電文有數(shù)通，集中于護法運動時期。羅家倫主編的《革命文獻》第七輯《護法史料》收錄兩通孫中山與章太炎聯(lián)合署名的電文，將其分別命名為《總理與章炳麟警告對督軍團叛變持觀望態(tài)度省區(qū)電》（1917-6-6）與《總理與章炳麟主張對北洋軍閥不應妥協(xié)致陳炯明電》（1917-6-10），這兩通電文還收錄于《孫中山全集》、《章太炎全集·書信集》。通過電文聯(lián)合署名這一視角對電文進行考釋，可以增進我們對孫中山和章太炎的交誼以及章太炎對護法運動的貢獻的了解。

　　聯(lián)名電文是護法運動的宣言書

　　章太炎自1913年“二次革命”后因反對袁世凱被拘禁，他除了收徒講學之外，密切關注時局，堅持反袁斗爭。1916年3月23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南北雙方之間的戰(zhàn)爭便進入停戰(zhàn)階段，章太炎這時撰寫了《對于時局之意見書》，他在意見書中指出：“帝制取消已匝月，而行事與帝制未起以前相等，非獨國人不可欺也，雖外人之覘國者亦目擊而得之矣。且人情所患，莫甚于寇邪報復。辛亥之役，貪人酷吏，一切未加誅夷，及統(tǒng)一，而卒受其蹂躪。今南軍所稱為首惡者，在位泰半如故也?？v令兵挫餉屈，強欲相從，而不得不戒于前事，然則丈夫固決死耳。”章太炎簡要回顧了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未能對清朝統(tǒng)治階層和地方實力派進行清理所帶來的教訓，致使革命黨人和人民深受其害。有鑒于此，他呼吁這次護國軍應該借鑒歷史經(jīng)驗，抱著必死的決心將反對北洋軍閥集團的斗爭進行到底。這份《對于時局之意見》撰寫于護國運動的尾聲階段，表明了章太炎對于北洋軍閥的鮮明立場，章太炎在被袁世凱拘禁的近3年時間里，正是表現(xiàn)出了他的決死精神，與倒行逆施的袁氏集團斗爭到底。因此，這份意見書也開啟了章太炎新的革命斗爭階段——護法運動。

　　自1916年6月章太炎恢復人身自由，到1917年7月他與孫中山等人發(fā)起護法運動，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里，章太炎四處奔走并為消滅袁世凱時期的帝制余孽作輿論的宣傳，章太炎在1916年6月之后多次發(fā)表演說并多次致書大總統(tǒng)黎元洪，向其闡明不徹底剿除帝制余孽將貽害無窮，建議以雷霆之勢廓清余孽勢力。1916年9月，張勛和倪嗣沖組織了各省區(qū)聯(lián)合會（又稱督軍團），形成了一種非法的軍政勢力。當總統(tǒng)府和國務院之間因對德宣戰(zhàn)問題爆發(fā)“府院之爭”后，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督軍團則借機公開向總統(tǒng)府施壓，倡議解散國會并修改約法。最終，爆發(fā)了張勛復辟，孫中山與章太炎不得不再次掀起革命運動以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因此，《革命文獻》第七輯《護法史料》將前述的孫中山與章太炎聯(lián)合署名的兩通電文作為《護法史料》的開篇，正是顯示了革命黨人義正詞嚴的立場，開宗明義向各省督軍聲明：“若脫離民，固當為四萬萬人所摒棄；若脫離總統(tǒng)、政府，亦與叛逆不殊。”這個立場正是為了維護《臨時約法》法統(tǒng)的目的，表明護法運動是正義的運動，因此，可以說《總理與章炳麟警告對督軍團叛變持觀望態(tài)度省區(qū)電》是護法運動倡義的宣言書。

　　對孫、章聯(lián)名電文的考釋

　　《革命文獻》中將孫、章聯(lián)名的第一通電文命名為《總理與章炳麟警告對督軍團叛變持觀望態(tài)度省區(qū)電》，而《孫中山全集》將此電文命名為《致陸榮廷唐繼堯等電》，《章太炎全集》則命名為《與陸榮廷》，該電文的原始出處登載于上?！睹駠請蟆?917年6月8日版，只比電文發(fā)出時間晚了兩日?！陡锩墨I》中將孫、章聯(lián)名的第二通電文命名為《總理與章炳麟主張對北洋軍閥不應妥協(xié)致陳炯明電》，而《孫中山全集》對此電文的命名為《致陳炯明電》，《章太炎全集》則命名為《與陳炯明》，該電文的原始出處有兩處，其一為上?！睹駠請蟆?917年6月10日版，其二為上?！吨腥A新報》1917年6月10日版，電文發(fā)出時間不詳。由上述兩則電文命名的不同可以看出，《革命文獻》的命名是為了突出孫中山和章太炎堅決護法的革命姿態(tài)，而兩種《全集》的命名則更趨于中性。兩則電文的內容表達了孫中山和章太炎積極努力擴大革命陣營的態(tài)度和決心。

　　在第一則電文內，孫、章兩位革命領袖首先向廣西、云南及西南其他各省督軍分析了當時部分北洋軍閥發(fā)動叛亂后的政治形勢，即：自安徽省長倪嗣沖于1917年5月29日宣告安徽獨立之后，相繼有奉天、山東、福建、河南、浙江、陜西、直隸、黑龍江八省宣布獨立，革命黨人稱之為督軍團叛亂。按照《臨時約法》的規(guī)定，各省督軍和省長皆是由國家元首任命，應當服從國家的法令，所以不得自行宣布中立。電文還回顧歷史上袁世凱稱帝時，有些省份因為力量薄弱不能與袁氏集團直接抗衡，遂宣布中立，其目的是對抗帝制符合正義原則；而此時的各省宣告中立則是脫離民國、總統(tǒng)和政府，因此，會遭到四億同胞的摒棄。在電文最后，孫中山與章太炎呼吁道：“巧避作賊之名，以為叛人壅遏義師，是即謀叛各省之屏蔽，不應聽其巧詐，回避不攻，使叛人有所蔭庇。”

　　在第二則電文中，孫中山與章太炎諄諄勸導陳炯明不可姑息養(yǎng)奸，應該與叛亂之省份斗爭到底。1917年6月8日，陳炯明到達廣州后，積極協(xié)助督軍陳炳焜和省長朱慶瀾開展討逆工作，鞏固了廣東乃至西南各省境內的安寧。因此，電文首先稱贊了陳炯明在廣東發(fā)起國民大會，造成廣東“嶺表一振，則全國望風，叛黨當自崩沮”的局面。“府院之爭”發(fā)生以后，北京政權則為段祺瑞的皖系所掌握，北洋集團內部出現(xiàn)擁護復辟和推舉馮國璋兩種勢力。電文進而指出，此時的段祺瑞集團內部分裂且難以獲得西方承認，于是，尋求黎元洪庇護。黎元洪因被蒙蔽而同意與段祺瑞集團和解，從而損害了他作為國家元首的尊嚴。當時，黎元洪所倚重的只有國會，而國會和大總統(tǒng)分別面臨被段祺瑞集團解散和罷免的危險。孫中山和章太炎擔心國會一旦被解散，總統(tǒng)易被叛黨挾持并可能成為叛黨號令全國的籌碼。因此，他們建議陳炯明應該對外發(fā)表宣言擁護國會，而不是擁護總統(tǒng)，唯有如此，才能完成護法的根本任務。電文還從歷史角度分析了1916年西南諸省在護國運動尾聲時因過早裁撤軍務院而不能將帝制余孽清除干凈的教訓，另外，電文批評黎元洪不應向段祺瑞集團表示妥協(xié)，稱：“元首降賊，而人民復靡從之……適為辜負全國矣。”為了鼓舞士氣，孫中山和章太炎在電文中號召諸省為保障國會應該與叛徒斗爭到底，不達目的則誓不罷兵，并與廣大人民群眾就此立誓為證。最后，孫中山和章太炎在電文的末尾還提出了護法運動發(fā)起后的全國性的指導方針，“使叛徒倔強如故，固當出義師而聲討；即叛徒取消獨立，亦當以甲兵為大刑。”這里我們看到，孫中山和章太炎所提出的針對護法運動的全國性指導方針不僅包含對叛徒的軍事斗爭，還包括對叛徒的后續(xù)司法審判和量刑工作。與第二則電文同日刊載于上海《民國日報》的另一則孫、章聯(lián)合署名的電文對這一指導方針進行了更深入的闡釋。該電文是發(fā)送給兩廣巡閱使陸榮廷和廣西、廣東、云南、貴州、湖南、四川六省的督軍和省長們的，矛頭直接指向“帝制罪魁”和段祺瑞北洋集團，要求對他們嚴懲不貸，以保障“共和遺民”。倡導“諸公倡義坤維，有進無退，萬不可以府中亂命遽回仗義之師。”電文開列懲治名單包括：“偽政府首領徐世昌及各省倡亂督軍、省長、護軍使輩，以及去歲帝制罪犯，指嗾叛亂之段祺瑞、馮國璋、張勛，身為謀主之梁啟超、湯化龍、熊希齡等，有一不誅，兵必不罷。”后來，護法運動的結果不幸而被孫中山和章太炎言中了，南方和西南的軍閥和北洋軍閥如一丘之貉。

　　章太炎對護法運動的貢獻

　　1917年7月初，面對張勛發(fā)動復辟，孫中山與章太炎等人共同發(fā)起護法運動，長期以來，孫中山對護法運動的貢獻為世所熟知，而章太炎在護法運動中的功績卻漸趨模糊了。其實，在護法運動爆發(fā)前的一年多時間里，章太炎就曾頻繁刊發(fā)電文和報紙文章力促清除袁世凱帝制余孽，并號召西南諸省與督軍團進行徹底的軍事斗爭以保障《臨時約法》的權威和共和制度。1917年9月10日，孫中山宣布護法軍政府成立，章太炎被特別委任為大元帥府秘書長，章太炎為孫中山撰寫了《代擬大元帥就職宣言》，號召天下共同打擊破壞共和制度的人，達到“戡定內亂、恢復《約法》、奉迎元首”的目的。在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章太炎為護法而奔走，為動員西南軍閥出兵北伐，他的足跡遍及廣東、云南、貴州、四川、湖北、湖南等省，行程達1.4萬余里。1919年，章太炎集合同志組成護法后援會，反對南北議和。1920年，章太炎身患黃疸，熱病大作，幾乎送命。1920年底，他又投身到在各省推行“聯(lián)省自治”這一新的運動之中。雖然，護法運動的結果失敗了，但是，章太炎對護法運動作出的努力和貢獻是不可忽視的。章太炎曾在解釋“討逆”一詞含義的文章中順帶闡述了發(fā)起護法運動的目的，他指出：“余此次與孫中山來粵，即欲切實結合多數(shù)有力者，大起護法之師，掃蕩群逆。凡亂法者必誅，違法者必逐，然后真正共和制國家，始得成立。所謂法治精神，人民幸福，庶有實現(xiàn)之一日。”章太炎通過這篇對“討逆”含義進行闡釋的文章向人民表達了發(fā)動護法運動的現(xiàn)實意義。

　　護法運動是發(fā)生于舊民主主義革命尾聲時期的一次革命運動，此役受挫之后，孫中山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積極尋求改造革命黨的方法，他雖然沒有放棄以法治途徑解決民國政治的方式，但是，孫中山找尋新的革命方式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想法日漸萌發(fā)。章太炎在護法運動之后，也并未沉寂下來，而是選擇“聯(lián)省自治”作為對抗北洋軍閥集團破壞《臨時約法》和民主共和制度的手段，孫中山與章太炎兩人在政治上再次產(chǎn)生分歧。1920年11月，孫中山從廣東發(fā)動第二次護法運動，雖然二人在很多政治觀點上意見相左，但是孫中山對章太炎的政治輔助作用還是很看重的，從1921年10月1日孫中山給章太炎的回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孫中山對章太炎自辛亥革命以來在言論界的重大作用給予充分肯定，他希望章太炎可以繼續(xù)為第二次護法運動提供輿論聲勢的支持。孫中山在回信中這樣說道：“上海自民國以來，隱然為政治運動之樞紐；而言論機關林立，消息敏捷，主持清議，易于為功。先生昔在清季，提倡驅胡，灌輸學說于國中青年學子，每一言出，海內翕然宗之，光復之功，不在禹下。此時大軍出發(fā)在即，務望先生籌度國是，發(fā)為讜論，以正誼之力，遏止偽廷賣國殃民之行動，他日收效之宏，當不讓辛亥，而民國食先生之功于無既矣。”孫中山所謂的“正誼之力”正體現(xiàn)了孫、章兩人的友誼和聯(lián)合刊發(fā)電文所帶來的輿論影響力。然而，我們看到，章太炎留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功績卻止步于護法運動，他沒有能夠將“恢廓民權”的政治觀念眼光向下地去繼續(xù)探索，這大概就是魯迅說出章太炎晚年“既離民眾，漸入頹唐”的原因，不過這些都是“白圭之玷”，章太炎的革命志向是始終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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