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主動調整對教廷外交的同時，羅斯?？偨y(tǒng)從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大局出發(fā)，向中國、荷蘭等國家提議盡快向教廷派遣使節(jié)。3月19日上午，美國代理國務卿威爾斯應邀會見荷蘭駐美公使盧登（Alexander Loudon）時，提及中國、荷蘭等國與教廷通使問題。威爾斯表示，之所以此時約見公使，“系因梵蒂岡決定接受日本派遣外交代表”，所以“總統(tǒng)本人希望中國、荷蘭和澳大利亞能夠立刻與梵蒂岡建交，以便抵消日本與羅馬建立外交關系的影響”，而且“如果中荷澳三國能迅速與梵蒂岡建交，日本將被迫放棄向羅馬派遣外交代表”。威爾斯表示，此事萬分緊急，因為日本將很快提名其某一駐歐使節(jié)出使梵蒂岡。

　　同一天，威爾斯又約見了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宋子文，稱“最近日政府突與教皇商洽正式建立邦交，互換使節(jié)?？偨y(tǒng)以美國天主教徒人數甚眾，此舉關系太大，曾去電教皇勸阻與日通使”，教宗總體上應有意拒絕與日本建交，但不料事情“為英方不慎傳出”，使得教宗“感覺難于進退”。為了補救，總統(tǒng)希望“由中國、荷蘭及澳大利亞政府于此時應向教宗提請換使，庶使日本此舉不發(fā)生影響”。在羅斯福建議的這個計劃中，“中國政府的態(tài)度至為關鍵”。威爾斯表示，如果宋子文接受美方建議，請急電中國政府。

　　1942年3月24日，外交部接到宋子文的電報后回復稱，羅斯福的意見與中國的立場不謀而合，蔣介石命令馬上由宋子文“向教皇駐美代表洽辦通使辦法”，同時命令國民政府駐瑞士公使館停止交涉。不過，當時謝壽康已按3月21日的命令與教廷駐瑞士公使館開始交涉，并于31日獲得可以接受國民政府建交提議的回復。4月7日，外交部次長傅秉常、條約司司長錢泰致電宋子文，稱奉蔣介石電，并經與陳布雷商量，決定由宋子文在美國與教廷駐美代表接洽，“由我遣派大使”；至于大使人選，首選駐美大使魏道明，次選駐瑞士公使胡世澤，請宋子文“就近征詢魏大使是否愿往。倘教廷只允我派公使，魏大使愿往時，可予大使名義待遇”，如果魏道明不同意，再“請胡世澤兄前往”。就在中方為駐教廷人選多方考慮時，日本已經與教廷正式建交。1942年4月20日，日本首任主教特使原田健赴羅馬上任。在此情形下，國民政府各駐外使館一再催促政府盡快與教廷建交。6月18日，國民政府最終決定由謝壽康出任首屆駐教廷公使。至此，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進行期間，中國與教廷終于正式建立起外交關系。

　　出于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需要，中梵最終確立了外交關系，但中國為保護本國利益，一直未與教廷簽署建交通使條約。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約訂立，英美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各國仿效英美，開始放棄舊約，與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由于舊有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消失，教廷在華既有特權失去保護依據，也急需與中國訂立新條約。1945年10月23日，宗座駐華全權代表蔡寧主教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申請，“以不平等條約既經廢除，中國天主教各傳教區(qū)已無成約可據，擬請中國政府在中國與教廷間成立協(xié)約以前頒布臨時辦法，保障各傳教區(qū)教產”。對于蔡寧的申請，國民政府外交部條約司認為，“對于教廷訂約事”，“無甚必要，即不必積極進行”，等戰(zhàn)事結束，“梵蒂岡地位已失其在戰(zhàn)時特殊重要性，而現(xiàn)行中外條約中，各國與我國所訂條約多有關于傳教之規(guī)定”，假如中國再與教廷訂約，一旦發(fā)生教務糾紛，則教廷亦將享有保護權，不利于中方。另外，對于蔡寧要求頒布保護辦法一事，內政部的意見是，各省市已經頒布外國人在華產權應行事項處理辦法，不需要再另行頒布新的辦法，條約司建議采納內政部的意見。

　　梳理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梵建交的歷程，可以認為，中梵建交問題因日梵建交一事變得突然急迫起來。此時法國已經淪陷，原先阻礙中梵建交的因素減少一個。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對教廷接納日本通使一事極為關注，聯(lián)合英國一起向教廷施加壓力，但教廷并未改變與日本建交的計劃。羅斯福建議中國立即與教廷建交，中國亦正在考慮再次向教廷提出建交。在此背景下，梵蒂岡幾乎同時接受了日本和中國的建交提議。

　　結　語

　　探討中梵建交問題有兩個基本的背景需要厘清，一是晚清以來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歷史；二是近代以來羅馬教廷與意大利及法國的關系。第一個前提對于分析中國政府在建交問題上的關切有幫助；第二個前提對于理解中梵建交的國際關系有幫助。鴉片戰(zhàn)爭以來，在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之下，天主教在華勢力發(fā)展迅速，導致晚清教案頻發(fā)，客觀上促使天主教成為中國近代影響政治外交的重要因素。羅馬教廷雖然教眾甚多，但其所在地羅馬處于意大利的領土范圍之內，而法國則是天主教國家的代表。自晚清以來，中梵建交問題一直是政府外交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否建交，如何建交，都關乎中國的主權和外交利益，然而其主動權并不在中國手中。中國兩次建交提議均因法國的阻撓未能實現(xiàn)。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為盡可能爭取外援，阻止日本逐步擴大侵華行動，陸征祥等教會人士提出中梵建交這一歷史性議題，目的在于獲得廣大天主教國家的輿論支持。盡管有宗教界人士的呼吁，但國民政府的態(tài)度不太積極，沒有實質性推動中國與梵蒂岡的建交進程。在抗戰(zhàn)廢約的大背景下，從表面看來，由于舊約的存在，中方一是顧慮天主教在華特權的強化，在與教廷建交通使一事上小心謹慎；二是顧慮在與教廷談判建交問題時，不僅需要與教廷交涉，還需要與法國交涉，而法國則不愿中國繞過自己直接與教廷打交道。如果從此時中國外交政策的大局思考，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國民政府已經認識到中日問題必經一戰(zhàn)方能解決，法國所能提供的軍事和物資援助更為重要。

　　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后，國民政府“苦撐待變”，中國軍民獨自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汪偽政權建立后，出于實際外交利益的考慮，國民政府此時需要與教廷建交，防止汪偽擴大其國際活動空間。呼吁與梵蒂岡建交成為中國宗教界和外交界的共識。盡管國民政府做了各方面的準備，開始以積極態(tài)度對待建交問題，但此時的主動權仍在法國和教廷手中。

　　中梵最終得以建立外交關系，事實上是國際反法西斯聯(lián)盟對日聯(lián)合作戰(zhàn)的結果。侵占東南亞后，為爭取天主教支持，便于對侵占區(qū)的殖民統(tǒng)治，日本再提與梵蒂岡建交。日梵建交對于反法西斯國家而言當然是不利的。美英等雖然批評梵蒂岡，但事實上無法阻止日本向教廷派遣大使，為抵消日梵建交的影響，中國與梵蒂岡建交成為最佳的反制措施。國民政府所準備的中梵建交至此突然加速，而中梵建交的意義也突破了雙邊范圍，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與軸心國的輿論和人心爭奪之戰(zhàn)。中國需要的是天主教國家及本國天主教眾的支持，希望避免的是教會一直在華享有的特權。中梵雖然建交而未能締約，即體現(xiàn)了此種特征。

　　經半個世紀方得以建立的中梵外交關系，體現(xiàn)了戰(zhàn)時兩大陣營的外交博弈。面對英美兩國的批評，教廷在日梵建交時所表達的理由雖然從宗教本身看似符合其教義及宗旨，但事實上對于與日本法西斯苦戰(zhàn)的中國并不公平，人道的中立應該建立在正義的旗幟之下。

　　（文章來源：《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