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

　　“父親的一生雖然充滿曲折，但始終堅信自己經(jīng)過深思熟慮選擇的道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黨的信念從未動搖。他的這種真誠和執(zhí)著的精神影響了我的一生。”

　　【口述實錄】

　　1907年7月25日，我的父親朱理治出生在當年南通縣余西鄉(xiāng)一個中醫(yī)世家。他小學就讀的南通師范第一附屬小學，中學就讀的江蘇省立七中（現(xiàn)江蘇省南通中學），都是張謇先生創(chuàng)辦的。是南通的水土和人民養(yǎng)育了他，也是家鄉(xiāng)的人文環(huán)境奠定了他的人生道路。

　　父親的一生是勤奮學習、勇于開拓的一生。他自幼酷愛讀書，中學所有學期的考試都是全班第一，1926年剛剛讀完高二就以高中畢業(yè)同等學力被學校推薦報考清華大學，并在4000人報考只錄取80人的情況下，成為清華大學經(jīng)濟系首批8名學員之一。

　　父親的一生也是信仰堅定、百折不撓的一生。他自從進入了清華園，便一頭扎進圖書館，希望找到救國救民的真理，但看來看去依然茫無頭緒，直到有一天，當時的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他看了《共產(chǎn)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才感到茅塞頓開、豁然開朗，毅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由于他是通過比較才選擇共產(chǎn)主義的，所以此后無論遇到什么樣的磨難和挫折，始終沒動搖過自己的信仰。

20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朱理治

　　1927年4月，父親剛剛?cè)朦h不久，就遇上了蔣介石發(fā)動的反革命政變。面對白色恐怖，他沒有絲毫猶豫，相反更加英勇地投入戰(zhàn)斗，相繼挑起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北京西郊區(qū)委書記、北京市委臨時工委書記等重擔。在組織反復遭受破壞、與上級失去聯(lián)系的情況下，他潛出清華園到上海找黨未成，回到家鄉(xiāng)南通，以余西小學教員身份為掩護，一面繼續(xù)找黨，一面秘密發(fā)展黨員、領導農(nóng)民運動。被捕入獄后，他仍不放棄斗爭，秘密組織地下黨支部和同難會。由于敵人沒有找到他是黨員的真憑實據(jù)，只好胡亂安了個罪名。服刑期滿后，他拒絕了我祖父為他安排的前程，冒著重新被捕的危險，接上了黨的組織關系，從此為黨的事業(yè)奉獻了畢生精力。

　　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父親擔負過許多不同性質(zhì)的工作，經(jīng)歷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他從事過白區(qū)地下工作，也主持過蘇區(qū)、邊區(qū)的全面工作；擔任過陜甘晉、陜甘、河南、豫南等多個省委書記，以及中原局代理書記、豫鄂邊區(qū)軍政委員會書記，也擔任過紅28軍政委和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委；他在西安事變前作為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潛入西安城領導地下黨組織貫徹黨的“逼蔣抗日”的方針，也在東北解放戰(zhàn)爭的危急時刻擔任過東北局駐北朝鮮全權代表執(zhí)行特殊使命；他在國民黨對我抗日革命根據(jù)地實行經(jīng)濟封鎖時被任命為陜甘寧邊區(qū)銀行行長，也在東北解放區(qū)當過首任東北銀行總經(jīng)理。無論做什么工作，他總是能虛心學習、全力以赴，因而總是能出色完成任務。這不僅表現(xiàn)在他做出的功績上，而且表現(xiàn)在他留存下來的近50萬字的文稿中，其中特別有價值的是近10萬字的金融論稿。

1940年1月，朱理治與新組建的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領導人合影（左三為朱理治）。

　　父親的一生有順境也有逆境，有成績也有錯誤。他坐過敵人的牢，也遭受過自己人強加的冤屈。但他始終堅信經(jīng)過深思熟慮后選擇的道路，始終對黨忠貞不貳。從他的嘴里，我從來沒有聽過半句對黨抱怨或后悔革命的話，相反倒是經(jīng)常教育我要端正入黨動機，做一個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

　　【記者手記】

　　在南通籍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中，1927年入黨的朱理治是資歷最深的一位。他的愛國情懷，可以追溯到青少年時代。

　　朱理治6歲讀私塾，啟蒙老師是張謇義子、南通師范首屆畢業(yè)生王銑。他給少年朱理治灌輸了不少“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等愛國主義思想。朱理治在南通讀書時曾取名“慕飛”，激勵自己以岳飛為榜樣，精忠報國，萬死不辭。

　　朱理治是清華大學最早的幾名共產(chǎn)黨員之一，也是為數(shù)不多的從清華園里走出來的職業(yè)革命家。想當年，他是人人稱羨的清華大學高才生，已經(jīng)擁有可以預見的通達美好人生境界的個人前途，完全可以像清華園里許多知名人物那樣順利讀完大學，功成名就，惠及家人。但面對中華民族的危亡，他斷然舍棄這一切，站到當年被誣稱為“匪”的革命者行列，冒著被逮捕、受酷刑甚至坐牢殺頭的危險，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舍命奮斗。

　　1942年，35歲的朱理治因為7年前的西北肅反錯誤而遭受挫頓，跌入人生的低谷。但他沒有一蹶不振，而是堅忍負重，律己苛嚴，恪盡職守，展現(xiàn)了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的本色，也給我們留下了那個年代黨內(nèi)斗爭的許多沉重思考。

1969年，朱佳木與父親朱理治合影。

　　在3年前朱理治誕辰110周年時，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曾推出4集電視傳記片《信念——朱理治的革命一生》，主題分別是選擇、奮斗、堅守、無悔，精準而生動地再現(xiàn)了朱理治多姿多彩的一生。安徽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宋霖是《朱理治傳》的作者之一，他認為在中共黨史人物研究對象中，朱理治是一個有著典型意義的知識分子出身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他是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建立了共產(chǎn)主義信仰后投身革命實踐的，心甘情愿地放棄薪水豐厚、生活安逸的坦途，選擇了一條充滿荊棘坎坷的人生之路，而且大難彌堅，百折不撓。這是他人生最大的亮點。

　　“我從喬木同志那里受益最大的，是他對黨的事業(yè)的高度責任心和嚴謹細致的工作態(tài)度。”

　　【口述實錄】

　　我1946年出生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父親給我取名佳木，1965年考取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共黨史專業(yè)。我的工作經(jīng)歷比較復雜，先后去過10個單位，可以說工農(nóng)兵學都干過，而且三進社科院，其中受益最大的經(jīng)歷是曾先后給陳云和胡喬木兩位領導同志做秘書。

　　1975年，鄧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為了打破“四人幫”對意識形態(tài)領域一手遮天的局面，他決定在國務院設立政治研究室，以胡喬木為首，云集了吳冷西、熊復、胡繩、于光遠、鄧力群等一批著名的“筆桿子”。我就是那年年底從部隊調(diào)入這個研究室理論組的，成為當時最后也是最年輕的一名成員。入室不久，便遭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政研室自然在劫難逃，被“四人幫”定性為“鄧記謠言公司”“右傾翻案風黑風口”。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次黨內(nèi)高層政治斗爭。

1977年6月，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全體同志合影（前排左六為胡喬木，中排右一為朱佳木）。

　　“四人幫”被粉碎后，政研室不僅未能翻身，相反被決定撤銷，只是因為小平同志重新工作才被收回成命，胡喬木也因此恢復了工作。我正是在那種情況下被組織派去給喬木同志當秘書的，并在1977年11月隨他一起去中國社會科學院，直到1980年6月我調(diào)回政研室（那時改稱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胡喬木學識淵博、思想深邃、文辭優(yōu)美，是百科全書式的社會科學家，被譽為黨內(nèi)“第一支筆”。從1941年起，他就給毛澤東同志做秘書，直到“文革”爆發(fā)。自從再次恢復工作后，他又全力輔佐小平同志?？梢哉f，從那時起直到20世紀80年代前期，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所有重要講話、報告、決議，幾乎都出自他的手。

1977年，朱佳木與胡喬木同志合影

　　在喬木同志那里工作的三年，使我受益良多，其中受益最大的是目睹他高度的責任心和嚴謹細致的工作態(tài)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是他負責主持修改的。他先召集一些領導同志開會討論，并講了自己的總體意見，然后對起草同志談了兩次具體意見。此后，他又親自動筆改了6次。第一次，他從下午兩點一口氣改到晚上8點鐘。由于改動多，字又小，我整整抄了兩個小時。最后一次修改，是全會閉幕后的第二天，因為閉幕是晚上10點鐘，當天不可能再發(fā)表公報，第二天他利用上午和午休時間，根據(jù)會議簡報組收集的意見，對公報稿進行了最后的加工。下午1點半，他交給我抄寫。由于晚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要廣播，電臺中央報道組記者跑到我房間，我抄完一頁，他馬上拿過去照著抄。晚6點，稿子經(jīng)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通過。記者拿到定稿就走，終于趕在新聞聯(lián)播時間全文播出。

　　【記者手記】

　　“要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這是1975年初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對胡喬木的囑托。胡喬木按照這個指示，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寫作班子，和“四人幫”開展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朱佳木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進入到國務院政研室的。他親歷了所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真理標準大討論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前后后的全過程，見證了共和國那段難忘的歷史。因為名字中都帶一個“木”字，“佳木”給“喬木”當秘書，成為當年研究室的一段佳話。

　　不到30歲就給黨內(nèi)公認的“第一支筆”當秘書，對朱佳木來說無疑是一個挑戰(zhàn)，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他跟隨胡喬木到社科院工作后，被他那淵博的學識和非凡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胡喬木學貫中西，在和社科院各個研究所負責人談話時，對每門學科都能即席發(fā)表出一篇既獨到、深刻又完整、系統(tǒng)的意見，這給朱佳木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1992年，朱佳木看望胡喬木同志。

　　正因為有這個獨特的經(jīng)歷，朱佳木后來無論到中央書記處簡報組工作，還是擔任陳云同志秘書、天津港務局副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兼秘書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并兼任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他都非常重視文字工作，總是字斟句酌、反復推敲。他時常想起喬木同志對他說過的話：“寫文章就像縫衣服，要把每塊布縫好，銜接處不留痕跡。”“寫長文章要特別注意前后照應，防止后面和前面打架。”若干年后，朱佳木在領銜為共和國修史的工作中，傳承了喬木同志學術思想和嚴謹作風，既注意把握歷史的整體面貌、基本脈絡，又講究邏輯的嚴密性和語法修辭的規(guī)范，受到學界的好評。

　　“近距離觀察和學習陳云同志分析、處理問題的思想方法，是我一生受益最多的時光。”

　　【口述實錄】

　　我是1981年6月開始擔任陳云同志秘書的。當時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新設立的中紀委第一書記。此前他那里已有3位秘書，分別是行政秘書、機要秘書和主持辦公室工作的秘書，俗稱“大秘書”，還需要找一個文字秘書，任務之一是每天從浩如煙海的各種文件中挑出最有價值的送他。有關部門向他推薦了三個人，他圈定了我。

朱佳木與陳云同志在一起。

　　上任不到半年，主持辦公室工作的那位老同志調(diào)走，陳云同志決定讓我接替。當時我還不到36歲，感到資歷、經(jīng)驗和水平都難以勝任。陳云同志看出我的顧慮，便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成千上萬地選拔優(yōu)秀中青年干部是我提出來的，我自己要帶個頭。就這樣，我擔負起了這個重任，還兼任了陳云辦公室黨支部書記。那4年是我一生中工作最忙、壓力最大的時光，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凌晨兩點之前幾乎沒睡過覺；但同時又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的時光，受益最大的就是能夠近距離觀察和學習陳云同志分析、處理問題的方法。

　　我在陳云同志身邊工作的那幾年，正是我們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趨于完備、改革開放逐步深入的時期，也是陳云同志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時期。我親眼目睹了他對黨、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運籌帷幄，親耳聆聽了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真知灼見，親身感受了他對人民的赤膽忠心和他的高風亮節(jié)。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遇事總是非常冷靜，分析問題總是很全面很辯證，考慮問題總是很深遠很縝密的特點。對于這些，我至今難忘。

1985年6月，陳云同前來看望他的曾在經(jīng)濟部門和在身邊工作過的同志合影。前排右三為陳云，后排右一為朱佳木。

　　陳云同志出身貧寒，學歷只是高小畢業(yè)，但他卻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展示出超凡的才華和能力，被公認為領導全國財經(jīng)工作的行家里手。個中原因，我認為主要在于他畢生勤于和善于學習，特別是善于領會馬克思主義哲學，并掌握了正確的思想方法，而且能夠在任何情況下堅持。他不僅自己熱愛學習，而且要求周圍的人也要學習。我在他那里工作時，他曾就學哲學問題專門找我談過一次話，要求我制定一個閱讀馬列著作的計劃，每天晚上讀幾十頁書，并要找?guī)孜煌疽黄饘W習，每周討論一次。當他聽到我擔心任務太多、怕弄不好誤事時，又對我說：有所失才有所得，要把眼光放長遠一點；要提高思想和工作水平，必須學好哲學；你今后早晚要獨立工作，那時就會用上了。后來，我按他說的，制定了讀書計劃，并找了幾位同志組成學習小組，堅持了兩年。我后來變動了多次工作，之所以基本上還能勝任，大概就緣于陳云同志所說的：“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生受用。”

　　【記者手記】

　　給陳云同志當秘書的日子，是朱佳木一生中工作最緊張也是最有意義最值得記憶的日子。在那段時間里，他經(jīng)歷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見證了許多影響歷史進程的決策過程，生活充實而飽滿。但讓他最為難忘的，還是陳云同志在思想方法上對他的言傳身教。

　　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00周年時，朱佳木曾寫過一篇回憶文章，題為《陳云同志教我學哲學》。其中說，陳云同志不僅要求他學習哲學，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對他進行了大量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觀察、分析、處理問題的言傳身教。比如，讓他抽出時間去工廠參觀，重點看生產(chǎn)流程，也就是了解從實際出發(fā)的“實際”究竟是什么。再比如，陳云同志在和他談東北解放戰(zhàn)爭歷史時，全面分析了遼沈戰(zhàn)役勝利的原因和下決心堅持南滿時的考慮。再比如，陳云同志那時有些講話讓他先起個草，然后再審定。有一次，他按要求起草在中央會議上的講話稿，其中寫道：競爭中的消極現(xiàn)象只要注意到，并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是可以克服的。陳云同志看后，將“是可以克服的”改為“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這些言傳身教，使朱佳木對陳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十五字訣”有了深切的理解，也有了更多的自覺行動。

朱佳木與陳云同志合影。

　　出生在朱理治的家庭，又擔任過陳云和胡喬木的秘書，這種特殊經(jīng)歷，鋪設了朱佳木的人生軌跡。我想，他在為新中國修史的崗位上之所以能深懷對黨和國家的熱愛，堅守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方法，保持嚴謹細致的作風，以至如今雖已年逾七十依然白首窮經(jīng)、筆耕不輟，或許與他的這種經(jīng)歷不無關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