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孫中山，中國人腦海里首先想到的他是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驅者，偉大民族英雄與愛國者。但是，我們還應看到，孫中山長期生活在日本、南洋及歐美等地，懂日語、英語等多國語言，熟悉世界大勢與時代潮流，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領袖人物。他的政治影響不局限于中國，在整個亞洲都有重大的影響，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孫中山去世后，英國的報紙發(fā)表評論指出：“世界留心時事之人，幾已無不認孫逸仙博士為近代民族自決運動史上獨一無二之突出人物。”

孫中山

　　“要做亞洲的主人翁”

　　19世紀中葉以后，亞洲各國相繼淪為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其中，中國、暹羅是西方列強控制的半殖民地，朝鮮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律賓先后淪為西班牙與美國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半島（包括今越南、老撾、柬埔寨）是法國的殖民地，印度、緬甸、馬來半島、印尼則是英國的殖民地。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斗爭。從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一天開始，東亞各國的志士就開始了反抗西方列強、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斗爭。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最痛恨西方列強對亞洲的侵略，他譴責說：“他們用少數(shù)人既壓制了本洲和本國的多數(shù)人，更把那種流毒推廣到亞洲來壓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shù)，做他們少數(shù)人的奴隸，這真是非常殘酷，真是可惡已極！”孫中山歷來把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解放與亞洲各弱小民族的獨立及自由解放視為一體之兩面，他真誠地希望亞洲被壓迫的各民族能夠聯(lián)合起來，共同進行爭取民族獨立與自由的運動，“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正因為如此，孫中山把扶助亞洲弱小民族的獨立自由視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

　　早在興中會時代，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橫濱的寓所就是中國與朝鮮、越南、菲律賓、泰國、緬甸、印度、印尼等亞洲國家民主革命志士聚會的重要場所。不甘心充當日本亡國奴的臺灣志士蔣渭水、連橫、賴和等在日本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不僅結束了在中國持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制度，在古老的亞洲大陸嘗試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所產(chǎn)生的影響顯然不局限于中國本身，而是十分廣泛而且深遠的。1913年5月18日，無產(chǎn)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在《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一文中寫道：“在亞洲，強大的民主運動到處都在發(fā)展、擴大和加強。那里的資產(chǎn)階級還在同人民一起反對反動勢力。數(shù)億人正在覺醒起來，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

　　辛亥革命在中國率先爆發(fā)，對亞洲產(chǎn)生的影響最為廣泛，對朝鮮、菲律賓、越南、緬甸、印度、印尼等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的影響尤其巨大。一方面，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為這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提供了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他們拿起這個思想武器與西方殖民者進行斗爭；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把新生的中華民國當作他們可以依靠的對象，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陳其美、廖仲愷等重要革命領袖與朝鮮、越南等眾多亞洲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志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12年間，孫中山的得力助手滬軍都督陳其美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新亞同濟社”的秘密結社，陳其美擔任該社監(jiān)督。陳其美之侄陳果夫后來回憶說：“民國元年底，袁（世凱）氏促叔（指陳其美）出洋考察工商，先匯四萬元來申，此款由我代管。但不滿兩個月即用罄。其中大半為幫助同志，其五（分）之一約計八千元左右，為幫助朝鮮、安南、印度革命黨人，及朝鮮在中國留學生之學費等，此可知其對于世界革命之工作也。某年寒假，予至滬省叔，見其寓處正舉行會議，參加者有高麗、安南、印度、馬來、暹羅（今泰國）等人。會后，由叔招待晚餐。予初不解，后請示于叔，始知系東方各民族聯(lián)合革命團體，而由叔主持者。此蓋我叔堅信中國之民族革命，一方面自求民族革命之成功，同時并當協(xié)助東方各民族致力于反帝工作。”之后，中國、朝鮮、印度、暹羅、菲律賓以及日本等國的青年學子在日本東京成立了“東方青年協(xié)會”，孫中山是這個協(xié)會“最熱心的贊助者之一”。宋慶齡后來回憶說：“我記得，在1915年及其后一段時期，我們在東京的寓所里經(jīng)常坐滿來自亞洲及世界各地的革命者。”

　　1917年后，孫中山先后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府，孫中山先后擔任革命政府的大元帥、非常大總統(tǒng)、大總統(tǒng)，廣州又成為東亞各國革命志士聚集的中心。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在廖仲愷的具體幫助下，在廣州組織了亞洲被壓迫民族協(xié)會，參加這個協(xié)會的有越南、朝鮮、印度尼西亞等多個國家的革命志士與民族主義者。

1912年1月，孫中山和總統(tǒng)府職員合影

　　此外，孫中山一生周游世界各國，所到之處也有不少機會與東亞各國民族民主革命志士接觸，并向他們宣傳自己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孫中山的著作被翻譯成東西方各國的語言文字，在東亞各國廣為傳播。這些著作與用各種文字寫成的孫中山的傳記也在東亞國家中得到廣泛傳播，其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孫中山對朝鮮民族主義領袖與志士的影響

　　1910年，朝鮮半島被日本帝國主義正式吞并后，朝鮮民族主義者恢復祖國的革命活動一直得到了孫中山為首的中國革命黨的支持與同情，雙方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系。1919年4月，流亡在國外的朝鮮民族主義者在中國上海成立了以李承晚為首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1921年10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代理國務總理兼外務總長申圭植奉李承晚之命攜帶國書到廣州拜訪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tǒng)孫中山，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孫中山說：“先生系我老同志，辱蒙遠道過訪，至為感謝。此次復以韓國國使資格，相會一堂，尤所慶幸。”申圭植對孫中山說：“圭植自辛亥年亡命來華，適逢中國革命，遂入同盟會，追隨我大總統(tǒng)，參加第一次革命。其意蓋謂中韓兩國革命同樣重要，中國革命成功之日，即韓國獨立解放之時。圭植不才，愿效包申胥，作秦廷之泣也……今幸我大總統(tǒng)組織護法政府，維護天地正氣，重整國家紀綱，鄙國臨時政府聞訊，莫不額手稱慶，咸謂中國統(tǒng)一有望，東亞曙光已啟。故特命圭植南來趨粵，晉謁我總統(tǒng)，訪問我護法政府諸公，以表崇高敬意。并擬請貴政府正式承認鄙國臨時政府，在平等互惠之立場上，援助鄙國復國運動。”（《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463頁—464頁）孫中山答復說：“中韓兩國同文同種，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遠的歷史關系，輔車相倚，唇齒相依，不可須臾分離，正如西方之英、美。對于韓國復國運動，中國應有援助義務，自不待言……一切實力援助，須待北伐計劃完成以后，屆時當以全力援助韓國復國運動也。”孫中山的軍政府正式承認流亡中國的韓國臨時政府被認為“是自臨時政府成立以來的一件最光榮的大事”，“臨時政府獲得中國護法政府承認后，韓國革命得一大轉機。獨立運動前途也透露出一線希望”。但遺憾的是，1922年6月，孫中山一手扶植起來的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陳炯明所屬部隊炮轟孫中山的總統(tǒng)府，使孫中山的軍政府受到致命打擊。常駐廣州的申圭植對此巨變，仰天長嘆說：“中國之不幸，抑何如是之甚？中山先生苦心經(jīng)營之事業(yè)，全成泡影。此不僅中國之大不幸，亦韓國之大不幸也。”受此刺激，申圭植從廣州回到上海后，絕食25天，于1922年農(nóng)歷八月初五日逝世。

　　1924年11月17日，孫中山在接見朝鮮志士呂光先時，勉勵他說：“少年的朋友，望你努力去為革命奮斗。”

　　孫中山逝世后，韓國青年同盟會在唁電中說：“中山先生手創(chuàng)中華民國，力主民族平等，為中國革命領袖，為東亞被壓迫民族之良師。同人等平日欽慕先生之人格，贊仰先生之主義，并切藉倚重望。此次不幸……長逝，噩耗傳來，曷勝痛悼！謹此奉吊，并禱諸位節(jié)哀奮勵，貫徹先生之主張，則東亞革命幸甚！”

　　僑居北京的韓國人李天民、張如在唁電中說：“痛哭、叩頭、流血，大聲高呼東亞之革命父母中山先生。嗚呼！革命之目的未達，先生何忍逝去？大中華民國大元帥中山先生千古流芳，萬邦共淚。”（《各方致孫中山和函電匯編》第10卷，第334頁）

　　大韓革命黨臨時代表李天民、李社隱等的唁電稱：“中山先生逝而中山先生主義不逝，應由諸位先生之熱誠而重為之倡明矣。復懇諸位先生加寬抑，節(jié)哀省悲，努力前途，到達目的，豈非東亞幸甚，世界幸甚耶……今不幸遭革命導師中山先生之逝世，在強權、公敵雖云萬幸，于吾等則實如喪考妣也。”

　　孫中山對越南志士的影響

　　越南早期民族民主革命領導人潘佩珠，早年受康有為、梁啟超鼓吹的改良主義思想影響很深。1905年，潘佩珠到了日本橫濱，與孫中山進行了兩次長談，孫中山痛斥君主立憲之虛偽，潘佩珠受到啟發(fā)，“胸中含有一番改弦易轍之動機，則自此始”。潘佩珠與孫中山的追隨者胡漢民、陳其美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也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與援助。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在南京正式成立，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tǒng)。1912年2月下旬，潘佩珠到南京求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tǒng)孫中山和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黃興，討論援助越南事宜。潘佩珠在路過上海時，也順便拜訪了陳其美。潘佩珠后來回憶說：“陳（其美）豪俠慷慨，余前所親稔。彼于奔走革命中，尤與余同病。余晤彼，乃不復作客氣語，直告以困苦乞援之實情。陳素解余意，毫無踟躕，以四千元相贈。余又告以派人回國內行大劇烈之暴動，陳初不以為然，謂君等宜于教育入手，無教育之國民，暴動不能為功。余答以我國教育權完全在法人掌握，法人所立之學堂，完全為奴隸之教育，禁私立學堂學生出洋。凡百教育之工具，我輩無一毫自由。我國人求一生于萬死之中，惟有暴動，暴動者為改良教育之媒介也。予因舉馬志尼教育與暴動同時并行一語以告，且歷舉以來失敗之詳情，如東京義塾、廣南學會等事，反覆詳解。陳大然之，遂給予以軍用炸彈三十顆。余所挾以來希望，至此粗慰。”

　　不久，潘佩珠毅然將越南維新會改組為光復會，提出“取消君主立憲，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綱領，將原來的擁護越南阮氏舊王室復辟改變?yōu)樽非蠼⒃侥厦裰鞴埠蛧Ｓ袣v史學者認為：越南光復會“這個組織就是在孫中山思想影響之下，帶有更鮮明的共和色彩”。孫中山逝世后，潘佩珠寫了一副挽聯(lián)：“志在三民，道在三民，憶橫津致和堂兩次握談，卓有真神貽后死；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被帝國主義者多年壓迫，痛分余淚泣先生。”

　　越南另一革命志士潘是漢在孫中山逝世后所發(fā)的唁電中沉痛地說：“我儕所戴為平民革命之父師者竟溘焉，棄吾儕去矣……是漢身為亡人，跡在韜晦，弗克上京赴哀，謹呈挽聯(lián)一副聊表摯忱。乞為代達于平民革命之父師之靈前，感且不朽。”

　　孫中山對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領袖的影響

　　孫中山對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們也有很大的影響。蘇加諾是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的著名領袖、印尼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第一任總統(tǒng)，他受孫中山的影響是巨大的。1945年6月1日，蘇加諾在“獨立準備調查會”上說了這么一段話：“我在16歲在泗水荷蘭中學讀書的時候，我受到一個向我講課的社會主義者阿·巴爾斯的影響。他說；‘不要信仰民族主義，而要信仰世界人道主義。不要存有一點點民族主義的意識！’那是1917年的事。但是，在1918年，感謝真主！另外一個人提醒了我。這就是孫逸仙博士！在他的著作《三民主義》中，我受到了教育，揭破了巴爾斯教給我的世界主義。我的心，就從那個時候起，在三民主義的影響下，深深地樹立了民族主義的思想。”（《蘇加諾演講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頁）

　　蘇加諾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印尼的國情相結合，在1945年提出了“五民主義”，成為印尼建國五原則，以此締造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1956年8月15日，蘇加諾以總統(tǒng)身份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為訪問印尼的宋慶齡女士一行舉行國宴，蘇加諾在國宴上發(fā)表講話時，動情地回憶道：“我曾經(jīng)把三民主義讀過多少遍，它鼓舞我去斗爭和熱愛我的國家和人民。”他說，在讀了孫中山的著作后才知道了“亞洲是一家”的概念。他稱贊說：“孫中山不但是中國的領袖，也是整個亞洲的領袖。”

　　1956年10月，蘇加諾訪華期間，到清華大學發(fā)表演講，其中說：“作為一個青年，貧苦的青年，年輕的青年，十八、十九、二十歲之間的青年，我深深受到孫逸仙博士的鼓舞。在青年時代，我閱讀過三民主義，我不是一次，而是兩次、三次、四次，從頭到尾地詳細閱讀三民主義。作為一個青年，我受到孫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的鼓舞。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鼓舞了我年輕的靈魂。”（《人民日報》1956年10月5日第2版）

　　蘇加諾曾經(jīng)動情地告訴印度尼西亞人民：“如果說，中華民族把孫逸仙博士當做他們的領導者，那么，我蘇加諾作為一個印度尼西亞人，衷心地感謝孫逸仙博士，直到我進入墳墓的那一天！”（《蘇加諾演講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頁）

　　孫中山對菲律賓和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影響

　　菲律賓的著名作家龐塞于1899年至1900年間在日本東京與孫中山相識。當時，菲律賓剛剛擺脫西班牙殖民統(tǒng)治的桎梏，正在為反抗接踵而來的美帝國主義而進行激烈的武裝斗爭，孫中山對菲律賓的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斗爭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孫中山與龐塞經(jīng)常在書信中討論反帝武裝斗爭中的經(jīng)費和武器問題。龐塞后來回憶說：“孫中山熟悉菲律賓的時局，以最大的興趣密切注視它的發(fā)展。他曾以極大的熱情研究厲薩爾、皮拉爾等我國最偉大的人物的事跡……在孫中山看來，遠東各國的問題是如此密切關聯(lián)，要各別了解每個國家的問題，必須把這些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全面的探討……孫中山對有關遠東的一切問題都表現(xiàn)出真正的關心。他研究這些問題，并且?guī)椭嘘P方面找出解決的辦法。”菲律賓另一位著名的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彭西于1912年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出版《孫逸仙——中華民國的締造者》，書中說：“孫中山善于把遠東各國的共同問題綜合起來加以研究。因此，他成為一群來自朝鮮、中國、日本、印度、暹羅和菲律賓的青年學生的熱情鼓動者之一。”

　　孫中山歷來關心印度的獨立運動，對印度革命黨的影響也很大。印度的民族主義者相信：“孫中山能做的，印度也能做。”孫中山后來告訴《字林西報》記者：“印度之革命黨恒來中國求教于中國革命黨。”孫中山在去世之前，還特別交代身邊的戴季陶，要設法保護流亡在中國的印度志士。正因為如此，印度的革命志士也十分尊敬孫中山。多年在印度革命黨內負責宣傳工作的建新先生，他曾經(jīng)在日本東京、中國上海等地多次拜會孫中山。他十分推崇孫中山，說孫中山是“亞細亞洲的精神領袖”，孫中山兼?zhèn)?ldquo;孔佛耶三者之人格”。

　　綜上，可以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東亞乃至亞洲殖民地國家的有志之士都是把孫中山當做“東亞被壓迫民族之良師”“東亞革命之父母”“平民革命導師”看待的。這就表明，孫中山不僅是中華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也是東亞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要導師。

　　著名歷史學者陳錫祺有一段很中肯的評論：“孫中山的影響已超越了中國國界。孫中山為領導革命曾奔走于世界各地，與亞、歐、美洲各界人士打過交道，結識了不少朋友。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著重致力于解決中國的問題，但同時又以深遠的目光注視著亞洲和世界，盡可能給爭取解放的民族以道義和物質的支持，并同世界上的進步力量合作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邪惡勢力。這就使孫中山在世界上贏得了崇高的威望。特別是，孫中山在中國這個東方大國所做的探索和所開創(chuàng)的道路，為處境與中國相似的國家樹立了榜樣，本世紀亞洲一些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把孫中山視作自己精神上的導師，這絕不是偶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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