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上旬，恩來同志找我談話，說中央決定葉劍英、彭雪楓和我去西安，作東北軍工作，葉、彭搞上層統(tǒng)戰(zhàn)，我作為中央特派員，領導西安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并告我，東北軍中有個黨的工作委員會，書記是劉瀾波。我原先不知道西安還有個東工委，這個關系好像是由北方局新給中央的。

　　我和劉向三、王林等六七人到東北軍駐防的延安城里的交通站，準備通過那里去西安，到后發(fā)現(xiàn)交通站有被敵人破壞的危險性，我便出城回到中央東工委所在地，打電報給周總理。恩來同志回電說，交通站安全沒問題，要我仍去交通站，我即和劉向三、王林等一起搭車通過延安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劉鼎領我到張學良衛(wèi)隊營長孫銘九的家中住下。此時，葉劍英和彭雪楓已先住在那里了。我住下后，劉鼎即告我，劉瀾波和宋黎已被國民黨憲兵第3團逮捕了。但過了不久，聽說張學良派部隊硬把他們要了出來。又隔了七八天，我經過黨內交通介紹見了劉瀾波。

　　當時因為環(huán)境很壞，去后一個多月我只能每星期和劉瀾波單獨聯(lián)系一次。聽劉瀾波說，東工委除他外，委員還有孫達生、苗勃然、宋黎。劉瀾波在東北軍里沒有公開職務，他的生活經費和活動名義是利用他的堂兄劉多荃師長，我和他接頭談話的地點也多在劉多荃的家里。宋黎原是東北大學學生，“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分子，到西安后住在張公館，張學良利用他和青年救亡界聯(lián)系。

　　從10月20日到11月20日，我和東工委劉瀾波、宋黎、苗勃然在郊外開過幾次會（孫達生這時好像已派到蘇區(qū)去了）。會議內容主要是由我根據(jù)中央的文件作時事政策的報告，同時，討論東工委的工作。

　　這時，張學良等人醞釀組織同志會，作為東北軍團結其內部抗日防蔣的核心組織。當時，我同意劉瀾波、宋黎參加同志會以便推行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迫蔣抗日政策，決定這事時，曾和葉劍英等同志商議過，也寫過報告給總理。

　　張學良為了改造東北軍，在北平招了一批青年學生，辦起了一個學兵隊，共有400人，孫銘九是隊長，劉鼎幫助籌劃并教課。劉提出要我到學兵隊教政治經濟學或社會發(fā)展史。我去講了三小時。以后因為備課花時間，沒有再去教。

　　11月，蔣介石下令將其嫡系7個師開進潼關，逼張學良打紅軍。葉劍英、彭雪楓和張學良談判后回到延安，我托他帶了封信給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如不能發(fā)生突然事變，看來要停止內戰(zhàn)是不可能的；并說我想留在西安，再做些工作。我仍住在孫銘九家，直到“雙十二”事變后總理來西安，我才搬走。

　　當時正值綏遠抗戰(zhàn)，劉瀾波去河北黃顯聲部隊了，我在西安幾乎每天和宋黎在公園里接頭，布置西安的救亡運動。因為他是西安救亡總會和學生救國會的負責人之一，有些活動能力，能在運動中起一定作用。

　　11月下旬到“雙十二”事變的20天，西安幾乎每天都有學生游行示威。我們還發(fā)動了學兵隊去張公館向張學良請愿，說他們來是為了抗日，現(xiàn)在綏遠已打起來了，可東北軍仍在打內戰(zhàn)，他們要到綏抗戰(zhàn)去了。張學良詛咒發(fā)誓地說，我如不抗戰(zhàn)，你們可以槍斃我。不久，蔣介石到了陜西臨潼，大批游行學生在1936年12月9日向臨潼進發(fā)，向蔣介石請愿。走到灞橋，張學良趕到，向學生們發(fā)誓說，我一個星期內一定答復你們抗日的要求，要學生不要去臨潼。隔了三天即發(fā)生“雙十二”事變，蔣介石被扣。

　　“雙十二”事變后，以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央代表團來西安。到后三天，恩來同志到孫銘九家和我談話。我向他匯報了這段工作情況，他指示我仍做中央特派員，領導東工委，東工委書記仍叫劉瀾波擔任，并要我參加陜西省委，還指示我搬出孫銘九家，在外面另設立機關。代表團里分工博古與我聯(lián)系。

　　在西安事變中，蔣介石在西安的特務系統(tǒng)受到打擊，特務頭子憲兵第3團團長蔣孝先被打死，城里完全由張學良、楊虎城的武裝控制著，因此，環(huán)境比較好，東工委也設立了機關。我在機關里開過幾次會，討論代表團交下的任務。這時，陜西省委機關也設立了，書記是賈拓夫，委員有歐陽欽、張德生，我參加了幾次省委會議。恩來同志在西安時介紹北方特科鄒大鵬和我談話，鄒將他系統(tǒng)下的工作人員袁曉軒介紹給我，要我分配工作，我叫他參加了東工委。后見他沒有政治頭腦，介紹給紅軍總部另行分配了工作。

　　1937年1月底，我患肺炎發(fā)高燒，住西安省立醫(yī)院。隔了幾天發(fā)生了“雙二事變”，王以哲被殺，東北軍內部混亂，中央代表團回延安。他們回延安前，博古來醫(yī)院看我，給了我一些經費，說他們已告訴東工委，負責在我高燒退后護送我出城。

　　2月10日左右，東工委搞了一輛大汽車，由袁曉軒陪同我去乾縣，東北軍團長（地下黨員）賈陶帶了幾輛摩托車護送我出的西安城，高錦明搭了我的汽車也到了乾縣。到后一兩天，又轉到三原縣云陽鎮(zhèn)紅軍總部所在地養(yǎng)病，以后又搬到了耀縣。3月底，劉瀾波、宋黎、高錦明、項乃光到我處商議東北軍東調安徽后的工作。鑒于劉瀾波、宋黎的身份都是公開的，所以決定由項乃光、高錦明負責東工委并隨軍東下。劉、宋提出要去北平組織東北救亡團體，我同意了。

　　4月中，我由三原縣去西安，在西安七賢莊辦事處見了恩來同志，把東工委的改組及對今后的工作布置向他作了詳細匯報。4月底，我回延安參加黨的蘇區(qū)代表會議和白區(qū)代表會議。會議期間，我寫了一個《東北軍工作經驗總結》，由中央秘書處印成了小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