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學(xué)進北京，要見毛主席——這是那個年代，許多青年樸實無華的愿望。命運對我太眷顧了，1953年，我如愿以償?shù)乜既×吮本┐髮W(xué)；更想不到的是，幾年后我竟然成了毛主席的阿爾巴尼亞語翻譯，而且長達15年之久。

　　拉家常式的外交

　　1957年5月初，作為中國首批派往阿爾巴尼亞的留學(xué)生，我從北大轉(zhuǎn)入地拉那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學(xué)習(xí)近3年，后被提前調(diào)出任外事翻譯，并奉命陪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訪華。這是我國在高層外交場合首次將阿爾巴尼亞語翻譯成漢語。

　　1957年5月12日，旭日初升之際，我接到通知：“今天，毛澤東主席要接見阿議會代表團，你任翻譯。”聽到這一消息，我既歡欣又緊張。

　　在中南海豐澤園，一身灰色中山裝的毛主席微笑著揮手歡迎客人，并請客人在向陽面坐下。我作為譯員被安排在緊靠主席右側(cè)的座位。賓主開始寒暄。其間，毛主席不時注視著我。他發(fā)現(xiàn)，譯員是陌生的，譯員講的外語也是陌生的。忽然，他轉(zhuǎn)身問道：“你說的是什么外國話呀？”顯然，這位常會見外賓，對于俄語、英語乃至法語比較熟悉的開國領(lǐng)袖，對我講的“新鮮語言”發(fā)生了興趣。我答道：“主席，我講的是阿爾巴尼亞語。”主席又好奇地問：“你的阿語是在哪里學(xué)的？”我指著位于上座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議會主席、阿議會代表團團長馬爾科，再次報告：“我是在他們國家學(xué)的。”毛主席聽后很高興，鄭重地向馬爾科說：“謝謝你們?yōu)槲覀兣囵B(yǎng)了人才。”毛主席這番話，暗含著中國黨和國家主席對一個只有百余萬人口的小國的尊重。馬爾科當(dāng)即激動地說，他們珍視毛主席的這句話，將立即匯報給阿最高領(lǐng)導(dǎo)人。

　　主席幫我解圍

　　20世紀(jì)60年代，中阿關(guān)系不斷升溫，我為毛主席作翻譯的任務(wù)隨之增多。在“文革”高潮年代，我?guī)缀趺吭露寄芤姷街飨?。給毛主席當(dāng)翻譯，有難亦有易。最初碰到的“難”是“自找”的——因為在偉人面前感到緊張，導(dǎo)致“肚里有，嘴里倒不出”。另一“難”是，毛主席談話嚴(yán)謹(jǐn)，有時會引經(jīng)據(jù)典，譯起來不容易。

　　毛主席曾兩次幫我解決難題。1957年，毛主席接見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時說，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義，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不在乎玉皇大帝。聽到這段話，我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譯才好。我對主席說，翻譯“孫悟空”，我沒有把握。毛主席微笑著為我做了一個注腳：“你就說孫悟空是中國神話里的猴王，足智多謀、力大無比，玉帝及其派去鎮(zhèn)壓的天兵天將對他亦無可奈何。”就這樣，主席幫我解了圍。

　　又有一次，是在20世紀(jì)6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引用了“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以形容兩國關(guān)系。這次，我不是不會譯，而是要爭取譯好。大概停頓了30秒，我才譯出。在場的阿國客人聽完后，頓時眉飛色舞，現(xiàn)場氣氛異常熱烈。見此情景，主席好奇地看著我。我說：“因為您引用的是兩句膾炙人口的唐詩，我不敢只把意思譯出來，而是花了一點時間，用了詩的韻味，效果似乎不錯。”對此，主席微笑著點頭認(rèn)可。迄今，我還記得那幾十秒的情形：主席沒有催促我，而是擦一根火柴，點燃一支香煙，靜靜地等我。

　　即席祝酒一語雙關(guān)

　　1962年6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卡博、阿利雅耗時3周，秘密來到中國。在北京，雙方就國際共運的重要問題進行會談，取得了大量共識，但也產(chǎn)生了某些分歧。卡博等悶悶不樂。在他們離華前，毛主席主持了一次樸實無華的午宴。我在首桌作翻譯。

　　這次宴請頗有特色：各種食品一次性地端上桌，毛主席面前還放了小辣椒等4個小盤。一切就緒后，毛主席舉杯祝酒。我至今還記得主席當(dāng)時的話：“歡迎同志們！今天請大家一道吃飯。我們餐桌上有這么多的菜，同時我這里還有小辣椒等小盤食品。同志們要是不怕辣，也可以嘗一嘗。大盤大碗里的是我們共同的食品，4個小盤則不同于它們。這就是說，我們這里既有大同，這是主要的，也有小異啊。我們共產(chǎn)黨人如果不善于求同存異，怎么可以團結(jié)廣大群眾進行革命事業(yè)呢？”

　　顯然，主席以緩和的口氣講出的這番話，是指中阿兩黨在一些問題上存有分歧，但可以求同存異，希望阿方不必介意。卡博聽后頓感輕松。